大学“自我陶醉”之后要“自我救赎”

“大学一旦开放，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且不亚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新闻宣传工作研讨会上，该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说：“大学还像过去那样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青年报，5月16日）

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曾陷入“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状态，这种态度难能可贵。曾几何时，我们的大学一度陷入“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的泥淖不能自拔，毫不觉察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沉溺于“夜郎自大”的沾沾自喜当中，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这种不思进取、坐吃山空的状态很可怕，对于以培养人才为业的大学更是如此。

说到底，“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其实是一种“富贵病”。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是衡量该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鉴于此，国家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投入雄厚的资金，然而许多大学却没有把这笔资金用在刀刃上，没有用在提高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等软件建设方面，而是用于圈土地、盖大楼等硬件方面，甚至还被媒体曝出有修建豪华校门、豪华教学楼、五星级酒店等“壮举”，这不由令人慨叹，在“富贵病”的浸染下，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跑偏了。

大学能够觉察到自身“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的状态很不容易，有时候需要一记“当头棒喝”，有时候则需要注射一针“清醒剂”。觉察到自己的这种“亚健康”状态之后，如何“对症下药”，根治这种“贵恙”呢？更重要的是，走出“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的泥淖之后，大学该何去何从？就像北大教授陈平原在5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的一样，中国大学不能过分委曲求全，不能丧失自家立场和根基，要培养自身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

为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是大学教育的功能，但并非全部功能。大学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培育“器”的层次，更要向弘扬“道”的方向深入。大学不仅仅在于树人立人，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弘扬社会担当和道义担当精神，保存文化命脉。大学应该作为人类文明和道义担当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为保存人类文明和文脉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不仅仅是大学教育的社会担当精神的体现，更应该是大学走出“自我陶醉泥淖”、走向自信独立的终极追求。

大学要走出“自我陶醉”的陷阱，外界的刺激固然重要，但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是根本，走向独立自信也是如此。打铁先要自身硬，注重“精耕细作”、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降低行政化束缚是实现独立自信的基础。这就要求，要尽量减轻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逐步实行行政与学术分开，并渐次完善高校治理结构，探索教师分类管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各类教育团体的作用，积极引进高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的治理模式，最后实现教授治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才是走出“自我陶醉”陷阱、走向独立自信的现实之路。这一点，在不久前颁布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也有所体现。

其实，不论是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大学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的论断，还是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大学要培养独立与自信的文章，都是对大学“富贵病”的抵制和拯救。走出“自我陶醉”，着手“自我救赎”，保持冷静和清醒，自强不息，厚德育人，是大学的精神所在，更是大学培育人才的基本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