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民爆料:广东和平县县长王再华在 《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正式实施前，突击特批200人进入事业单位，并收取每人5万元的好处费。而王县长否认特批为收钱，称求情者太多，大多数人是和平县的干部，其中包括一些老领导，“得罪不起”。(2月6日《南方农村报》)

貌似比窦娥还冤！既然人家王县长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咋还好责怪呢？当然你可以说，这多半是王县长的开脱之词，但话里话外，未必不折射了某种官场生态:在一个人情关系无比重要的社会里，官员“谋人”比“谋事”还要重要:不怕你犯错误，就怕你站错队；哪怕得罪制度得罪人民，也不能得罪老领导。于是乎，“昨天还在摆地摊，今天就到学校任职”——— 倒也很符合权力点石成金的无尽妙处。

“人家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关于走后门的“权力就业”，这些年说得多了。尤其在公务员公开招考“门槛”抬高之后，有的事业单位更成了安排领导子女的地方，“没有市级领导签字都进不去”。不但工资跟公务员没差别，还可以以其他名义搞好福利待遇，也就难怪温州市某个区，“为稳定干部队伍”发文安排干部子女进事业单位就业这等天下奇闻了。从大道理上讲，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谴责王县长们: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想得罪人你做什么官！但于实际中，我们却很难阻止他们，习惯性地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来“平衡”选择——— 既然得罪老领导有风险，得罪老百姓啥事也没有，反倒还能捞些好处，何乐而不为？

还记得去年河北武安市教育局局长冯云生离任后上演的“最后疯狂”吗？他利用手中即将失去的权力，签署大批调令，谋取巨大利益。这类“突击提拔”的闹剧，折射出一个共同的命题，那就是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一定要加快，要找对方向。在现有制度中，不少事业单位的聘用，仍然是自行确定名单后打报告给“有关领导”审批。这就为“关系户”提供了可趁之机。据王县长所说，他也“很无奈”——— 很多事业单位只有一个岗位，却有四五个人排队在等，无论谁获得这个岗位，都不可能平息别人的意见。这也正常，既然大家都知道程序只是做做样子，决定权在你大领导手里，不围着你 “求情”围谁去？

往好的地方想:和平县这次为什么会上演最后的疯狂？不正是那些有权的有钱的有关系有门路的，想打擦边球，要赶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实施之前，抓紧挤进队伍里来吗？此办法一经实施，六万个事业单位自行招聘的闸门将会关闭，他们也就缺少了发挥“背景”的机会。他们所怕的，或许正是可能管用的:只有采取货真价实的公开招聘人事改革，王县长们才不会为平息领导们的“招呼”而左右为难，才不必烦恼地去衡量到底应该“得罪”谁。

今年初来自人保部的数据称，目前推行聘用制度的事业单位数、已签订聘用合同的人员数均占总数的74%，事业单位有望年内完成聘用制改革。但此类“得罪不起”的新闻则提醒我们:不能只看有多少比例的人“签订了聘用合同”，就来断定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果，走到了怎样的阶段。签合同容易，实现公开、公平的竞争聘用难，打破“权力就业”的现状更难。或许，光靠“聘用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信息公开——— 先做到事业单位的用人状况完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并辅助以“谁签字谁负责”、“谁违规问责谁”，王县长们才能在利益的天平上充分掂量出谁比谁更“得罪不起”，才能为了乌纱帽而敢于直面“求情的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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