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工资的好经为何让北大念歪了
2010-02-05
从报道看，事情的原委大致是北大法学院设立绩效工资分配方案，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法学院教师工资则按照工作数量来分配，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此方案并未事先征求法学院教师的意见，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
表面上看，都是绩效工资惹的祸，但实际上绩效工资很无辜。当初国家推出工资改革时，绩效工资被寄予厚望，就是充分打破“大锅饭”，充分体现多劳者的劳动价值。但如今看来，好经很有被念歪的可能。
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该学院绩效工资分配方案不甚合理有关，但深层次原因仍是高校过度行政化结成的恶果。正是因为过度行政化，才会出现绩效工资分配方案事先未征求教师的意见；才会出现北大法学院跟风，教授的工资不如行政人员，奖金不如行政人员，都已经让人不觉奇怪。2月4日的《南方周末》提供了一个让人感叹的案例。云南某农业大学计发2009年度年终奖，该校一位资深教授年终奖也不过 5500，也就是一般科员的水平。
说白了，本来该以学生和教授为主导的高校已经发生了异化，占主导的是行政领导、行政人员。因此，再饱学的教授见了行政人员也得毕恭恭敬；因此，数十个教授为了竞聘一个副处长，不惜展开“肉搏”。原因就在于一旦拥有了权力，不仅可以得到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还有科学地位，以及诸多看不见的好处。行政权力本应是为学术权利服务的，高校过度行政化就颠倒了这一局面，使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本该占主导的教与学臣服于行政序列，教授工资低于行政人员又何奇之有？
日前，温总理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科教文卫体界代表意见时，颇为感慨:“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温总理还说:“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大学要想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必须保证教授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就必然要求先去除高校过度行政化，让教授获得尊严，保持自主。
">把教授当计件工是管理败笔
2010-02-05
读完这则新闻，突发奇想:假如高锟也在北大任职，能否获得诺贝尔奖？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他早就“饿死了”——— 他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并不多，最著名的《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早在1966年发表，这40多年他要怎么过日子？
几天前，温家宝总理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看来还真如此，把教授当成“计件工”，按照发表论文篇数发工资，真“要命”！
无论北大法学院有多少理由出台这种管理制度，把教授当成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把论文当成产品进行绩效计算的管理模式，是彻头彻尾的败笔。要知道，学术研究，不像农民种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播种就有收获，更不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多少原料生产多少产品，一件不少。学术研究，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如果可以用产品来形容的话），即使有投入也未必有产出，因此用“种瓜得瓜”的思维对待学术研究是粗陋的、缺乏远见的。同时，论文虽然是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论文多未必水平高——— 我国学术论文数还世界第一呢。只要在某个领域有独创性、突破性，哪怕学者穷其一生只有一篇论文也足以独树一帜，甚至名垂青史，像高锟。否则，论文就是学术垃圾、学术泡沫，“百度+粘贴”的论文，越多越丢人。
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这番话可谓真知灼见，一语中的。大学之道在于学术自由，只有让教授们获得充分的自由（精神与物质），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才能迸发出具有创见的思想和观念，才会有学术积淀和学术成果。急功近利，用错误的评价方法制造错误的导向，只会让大学在泡沫化、庸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大法学院的“计件民工”不高兴
2010-02-05
学校要实行绩效工资制，中学已经叫苦连天，一线教师工资不升反降，只便宜了坐办公室的领导。现在，这把刀终于砍到了大学教授头上。
所谓绩效工资，名义上是让人多干活，多劳多得。但是，由于领导和一线教师是两种算法，而且绩效的考核掌握在领导手里，所以，最终绩效成了领导给自己加钱，也给自己增权的利器。放在大学，实际上也跟中学一样，所有的学校无非衙门，推行绩效工资，领导乐了，教授哭了。只有一些不正经做学问却可以拼命发文章的人，比如黑龙江大学那位三年发了几百篇SCI文章的天才，才会兴高采烈。现在，中国学者居然在国际上发文章，都可以批量生产，或者批量造假。在国内学界，谁不知道所谓的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不计质量，拿这样的发表量来说事，不是把真正做学问的人逼走，就是逼良为娼，鼓励大家成为生产劣质鸡蛋的母鸡。
话说回来，北大法学院的做法，其实也可以理解，现在整个大学体系的评估体系，就是看SCI和核心期刊的发表量。这方面数字多，像白菜一样码得高，得分就高，可以评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教育行政部门那边来的资源就多。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高校大跃进启动，以行政主导大学产业化，在学校里引入企业管理的模式，计件工制度早就有了雏形，现在实现绩效工资，不过是将之进一步完善而已。这样的现状，虽说教不出合格的学生，学术也不见踪影，但数字却绝对可以催出来——要什么数字有什么数字。用不了多久，中国的大学，在各个方面的数字都会世界第一，只是离科研创新渐行渐远而已。
这样的大学，里面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地位比较高，当然充分合理。我早就感觉，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人，不是教师，而是办公室人员，即所谓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最关键的当然是领导。教室里只要有人上课，管他谁上，都没问题，反正教好教坏，学生也不敢罢课。但是，如果办公室没人了，领导没了，没人去上级机关开会了，学校就等于不存在了。眼下，大学里的课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的。君不见，有多少大学，一个学法律的教师都没有，就敢上法律专业，把教材买回来，照本宣科就是。
至于核心期刊文章，也是可以买的，教师自己不买，学校可以买，反正现在有钱。既然有没有名教授、真正做学问的人，学校的数字都不会受影响，那么谁会在意教授呢？其实我早就建议，在目前的体制下，大学的教授尽可以虚拟化，一边由教育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录些标准课，然后各个学校播放，一边由学校组织工作人员从社会上的论文公司购买论文专著，统一组织发表便是。这样一来，至少北大法学院的风潮，就可以彻底消除了。顺便，咱又在世界上创一个新的第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教授超越一己之利的抗争更可贵
2010-02-05
北大无小事，涉及工资分配之类改革的就更不是小事了。张维迎几年前主持的北大改革所激起的轩然大波，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在官本位和行政化气味浓厚的大学体制下，领导班子不跟教师商量而独断地推出个考评条例、分配方案什么的，在其他大学往往很“正常”，但发生在北大法学院就格外让人感觉不正常了。一来北大有教授治校的传统，二来以追求正义为己任的法学共同体在自身事务的治理上更首先践履正义理念。整天跟学生讲程序正义，学院却把程序正义踩在脚下，这种分裂会给学生怎样恶劣的暗示？连北大法学院都这么干，可见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已严重到什么程度。
众教授不满领导独断的新政策对教师利益的损害，以“邮件群讨论”这种半公开方式表达批评和抗议，这符合北大传统——你不民主，我以这种诉诸公共讨论的方式逼着你民主。当自己切身利益受到权力侵害时，不是姑息纵容和消极忍受，而是积极地站出来高调地捍卫自身利益，毫不留情地抨击，这样的教授值得尊敬。不过，我更尊重这样的教授，他们不仅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才站出来，不仅是在自己成为受害者时才拍案而起，面对那些看起来与他们利益无关的不公和丑陋时，他们同样会站出来大声疾呼。
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很可贵；为那些表面看起来与自己无关的权利而斗争，因为超越了利己本能而更加可贵。
在北大法学院诸教授奋起抨击本院领导专断之际陈述上述道理，绝非暗讽诸教授在只有涉及自身利益时才奋起维权，而是想吁请其他高校的教授们也站出来抨击大学中这种愈演愈烈、肆无忌惮的官僚习气，而不是只有当事者北大法学教授们的孤身奋战。行政官僚习气对大学的浸染根深蒂固，不是几个教授可以撼动的，也不是个案可以消弭的，它需要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努力，需要教授们联合起来反抗行政权力的指手划脚，合力驱除官气以争取大学自治。不要事不关已就谨守沉默是金，不能只有损害到切身利益时才选择开口。这方面，近来上书敦促修订拆迁条例的北大五教授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自家的房子并未有迫近的强拆威胁，但他们一样站出来了。
不要以为行政化问题与你无关，也不要以为消极退让就可以躲避官僚独断之害。肆无忌惮的权力，总有一天会将它的铁骑踏入你权利的领地。你不关注问题，问题会找上你。你对问题退避三舍，问题会得寸进尺。
可惜在反抗大学行政化上，知识精英们缺乏这种共同的利益感觉，于是就很少见到共同的权利行动。近年来教授反对官僚专断的事件发生了不少，不过都停留于切身利益受害者的孤身作战上，虽有舆论声援，但常常缺少最有力的、来自学术共同体且诉诸实际行动的力挺。直接受害者孤立无援，其他高校的同行大多保持沉默。典型如几年前的人大“张鸣事件”，张鸣教授一个人冲在前头口诛笔伐，少有高校同行站出来一齐向行政化开炮。他们也许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地隐忍，这样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正如很少有人会想到，甚至连北大法学院这样本该尊重教授自治的地方，都受到了行政化和官本位的侵染。
大学，本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中地。“公共”之意，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称“公共”，就是能突破对一己之私利的关注，而把自己关怀的视野扩展到那些与个人利益表面没有关系、却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上。可大学和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公共性都日益式微了，知识精英只关注自己门前的那一亩三分地，无关自己切身利益就不会站出来。只要官僚化尚未直接伤害到自己，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绩效工资，就可以置身事外地做一个看客。大学行政化日益严重，与教授们对官僚专断的集体绥靖不无关系。
当然，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在无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站出来，甚至能拒绝不正当、不首先利益的诱惑而捍卫规则的正义时，那就更可贵了——可惜也很少看到这样的人，我从北大法学院官方网站上查看到该院领导们的身份，都是赫赫有名的法学家。我想，当这些学者还不是院领导之前，一定也非常厌恶学校和学院中这种官僚专断之风。然而当他们当了领导之后，立刻就染上了官僚习气，走向了反民主之路，没有抵制住权力专断之诱惑。学者向官僚的轻易蜕变，也是此事非常可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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