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凡事杯葛的“焦土策略”，其实更暴露出尔反尔、毫无原则的问政心态。民进党“执政”时期，即曾提出过“地制法”修正案，拟议全面取消乡镇市自治选举，乡镇市长改为派任，裁撤乡镇市民代表大会；当时企图废除基层选举的规模，要比今天因应“五都”改制的调整大上许多。孰料，如今角色一变，民进党却反咬国民党修法是打乱自治体系。民进党对“地方制度”改革的原则，是因时因人而异吗？

尤有甚者，当初“行政院”版本规定乡镇市民代表转任区咨询委员可月领四万五千元新台币，本是民进党台南县市长苏焕智及许添财提出来的主张，在当局与“地方”协商时，其它与会民进党县市长亦皆赞同。直到“立法院”进入三读，绿营才突然大喊狼来了，指控国民党此举是意图“绑桩”，还宣称要“誓死”捍卫“宪政”。民进党中央如此故作英勇正义状，不正是反衬了其县市首长的投机，也暴露了自己说一套、做一套的矛盾吗？当局的决策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民进党的伪善、反复，只怕更难令人民宽心。

在岛内今天开放的政治环境下，“执政党”其实没有太多黑箱运作的空间，许多行政决策缺失，都可以透过舆论辨正或民意代表的监督而获得调整与改善。也因此，民进党必须放弃“无限抗争”路线，改采比较理性的制衡，才不会在日复一日的焦土作战中，把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一起牺牲掉。

为何苏焕智和许添财不到“立法院”霸台？民进党一直有“长于论述”的优势，但它的“执政”纪录，让民众见识到其“政策”的错乱。找到更文明的制衡战略，建立完整的政策体系，克服自己的矛盾与伪善，也许民进党就能找到转型升级之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