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项职业资格许可取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会议决定，在去年以来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注册电子贸易师、全国外贸业务员、港口装卸工等62项职业资格。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继续集中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取消职业资格认定，利益部门要敢断腕

莫开伟

国务院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既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需要,也是进一步简政放权、打破部门利益垄断的现实倒逼。应该说,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再次扩围,为大众释放了更大创业空间和更多改革红利,是利国利民之举。

客观地看,职业资格许可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过多年发展,职业资格制度存在不少弊端:一是由于国家缺乏一套宏观制度设计框架,致使很多地方和行业协会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事项过多过滥,使许多职业资格许可如同时下各种“奇葩”证明一样庸俗可笑,给民众正常就业带来了障碍。二是不少行业组织、协会、学会只管考试发证和收费,在监管上没有实行考试与培训、鉴定和培训等职能分离,成了行业权力泛滥和腐败的“温床”。只发证却疏于事后检查考核,没有实质意义并被民众讥讽为“滥收费”。三是造成了职业资格水平评价与职业资格准入混淆,提高了创业创新门槛,使民众变得无所适从,加大了就业难度。可见,若仍任由当前这种职业资格许可乱象蔓延,不仅会扼杀民众创业创新生机,更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再次精减职业资格许可事项,符合社会各界的急切期盼。

国务院去年取消了149项职业资格许可,加上这次取消的62项,应该说数量足够庞大,为大众创业创新扫除了障碍。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政策要求与落实效果之间存在不对等。不少部门在落实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上,大玩“太极拳”,变着各种方法拖、延、缓执行国务院政策。须警惕有的部门取消了一些旧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换个“马甲”,又弄出了新职业资格许可事项,使国务院的政策效力减弱。

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降低职业准入门槛,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事,可为何执行起来如此艰难?关键还在垄断利益一时难以打破。在当下,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仍没有处理好政府权力与市场边界之间的关系,迷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管控方式,总认为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是削弱部门权力,带来很多社会安全隐患。更有些部门“利益自肥”意识膨胀,总认为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减少了部门经济利益,影响了“小金库”,于是找出各种理由阻挠国务院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的落实。

进一步精减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既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更是一场部门利益调整的革命。中央政府应下定推进改革的决心,不仅要出政策,更要督促政策落实,加大政策出台后实施检查力度,对执行不力或虚于应付的各级政府部门进行严厉行政问责和经济处罚,彻底斩断利益链条。让各级政府认识到减少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对推动社会创业创新及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形成自律意识,在职业资格管理上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除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使再次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出成效,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华每日电讯）

更多观点：

职业资格如何避免“挂羊头卖狗肉”

让法律为“我的工作我做主”撑腰

创新创业不需要“资格”门槛

职业资格如何避免“挂羊头卖狗肉”

胡印斌

新形势下，职业资格的不适应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职业资格与经济生活日益疏离，甚至出现严重的证、岗脱节现象。具体表现为，资格证成为“敲门砖”，只要取得资格，就等于敲开了一扇大门，至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是不是与资格有关，已经不再重要，也无人过问。

职业资格所表征的知识与价值，往往很难真正用于相关领域；而诸多需要专业知识、职业资格的行业，也并无明确要求。这一方面滋生了压证、挂靠等不正常现象，一些获得证书的人可以待价而沽，坐地渔利；而另一方面，真正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无证上岗，管理部门也并不会去深究个中的虚实。

其二，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人为设定的“门槛”，也催生了越来越热的“考证热”、“考证经济”，几乎每种证书背后都有一条隐秘的利益链条。反过来，“考证热”既然有利可图，也使得一些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学会往往乐意设立更多的准入类、评价类职业资格。多方的推波助澜，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考证”大国。名目繁多的职业资格许可与认定，让人眼花缭乱。

由此造成的社会运行成本，十分巨大，也并非都有必要。尤其是，功利性的考证热，还延伸到当下的学校教育中。据媒体报道，很多大学生被考证的神话所裹挟，不去好好读书，往往热衷于形形色色的证书泡沫，这种景象显然不是公众乐见的，也会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智力浪费，不合理，也不经济。

可见，职业资格的制度困境固然与“证书”过多过滥有关，应该坚决取消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许可与认定，真正做到简政放权，让人才可以在市场上良性配置；同时，相关管理部门也应该真正负起责任来，让证、岗不再脱节，不能继续容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如果某些岗位确实需要必要的职业资格，则一定要严格执行，落实到位；如果不需要，不妨彻底取缔，从而给社会释放准确、明细的信号。

良性的人才配置，不是发发证、收收费就可以了，而是要有一整套严密、完备的制度设定与过程监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既要勇于做“减法”，砍去那些不必要的行政许可，更要做“加法”，加强监管，这才能在去除门槛的同时，促进各类人才脱颖而出，提升更多产业、岗位的劳动和工作品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广大劳动者更好施展创业创新才能。（光明网）

让法律为“我的工作我做主”撑腰

张涨

我国的职业资格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发展至今，全国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多达1000多种。虽然本意在于制定一定的行业门槛，防止滥竽充数者出现，但在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资格证过多过滥，出租证件牟利现象等，确实亟需重新理顺大大小小的职业资格认证，规范一批、清理一批。有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我国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对激发社会活力，保障人员就业无疑成效卓著。

但上千种职业资格认证，到底应该取消哪个，留下哪个呢？应当看到，由于把关不严、私设门槛等等漏洞，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一度闹出了不少“奇葩认证”的笑话。最典型的莫过于李克强总理曾问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国际商务专业人员’是做什么的？你有这个资格许可吗？”钟山摇了摇头。总理笑着说：“连你都没有资格，这个资格许可不是莫名其妙吗？”

而从“国际商务专业人员”出发，堪称“莫名其妙”的职业资格还有长长一串：牌技培训师、木材搬运工、松香包装工、割草机操作工，乃至在一些省份连肉夹馍制作、羊肉泡馍制作、烤全羊都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考试。要打破三百六十行、行行要考证的局面，先行革除这些听起来让人发笑的无厘头职业资格，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切入口。

但要将职业资格认证改革进一步深化，仅仅靠感性判断是否“莫名其妙”显然不够，这时就需要引入一些长效的、刚性的硬性标准。在本次会议上，“无法可依的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才是最大的看点和亮点。“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从这一表述中至少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者，职业资格的设置需要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这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二者，即便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但综合各方面情况有必要取消的，也要先修改法律再予以取消。这体现了对法治程序的尊重。一言以蔽之，取消哪个职业资格，留下哪个职业资格，最终要靠法律说了算，要在依法治国的背景谨慎筛选、依法实施。

依法治国的核心，其实不过两句话：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以法治原则作为职业资格改革的准绳，既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公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自我授权，也保障了公民“我的工作我做主”的就业权利。如果说在取消职业资格数量上不断加码是量的积累，那么明确在法治框架下理顺职业资格认证，则是更加根本的质变。

依法治国从来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口号。法治必须贯穿在权利运行、公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职业资格哪些不该有，哪些可以有，这一看起来细枝末节的“小事”也不例外。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公共领域需要法治原则去填充，比如规范红头文件、减税降费、审批改革等方面，也要把法律的“尺子”用好，不偏不倚画出一条依法依规的推进路线。让法律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是对法治真正的尊重和实践。（广州日报）

创新创业不需要“资格”门槛

蒋哲

经过多年发展，职业资格证制度已经处于不得不改革的窘境：一方面职业资格太多太重，资格证设置的主体复杂，重复量很大；另一方面，很多职业资格的培训、考试、检验都掌握在地方和行业协会手中，有权力寻租的隐患。整顿职业资格证制度，一方面约束政府权力，促进依法行政，让市场更具活力，让劳动更加自由；另一方面，也遏制权力寻租和“花钱买证”，可谓势在必行。

更为关键的是，鼓励创新创业的时代，很多职业资格设置陈旧，不仅跟不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成为了阻碍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桎梏。

不拘一格降人才，创业和创新从来都不需要什么“资格”。比尔·盖茨大学辍学创业，连学历“资格”都舍弃了。那个年代，IT业还没有雏形，遑论给“电脑工程师”或者“软件开发师”评定职业资格。可是，正是这个没有“资格”的创业者的奋斗，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软件帝国。

在“互联网+”的时代，创新创业的机会比比尔·盖茨的年代更丰盛，当代中国对创新创业的需求也比那个时代更强烈。“互联网+”的创新构建在全新的跨界领域，没有人能确切把握这些新领域的全部规则和要素，对“资格”的认定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国务院将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任务，正是因为看到了其制度沉疴对创新创业的拖累，坚定了为创新创业“铺路”与“护航”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心态。

职业资格系统的问题是复杂的，取消法律规定以外的职业资格，应只是这项改革的第一步，法律规定以内的职业资格有没有问题？目前，我国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有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一般性表述，这也是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仅有的法律依据，界限模糊，缺乏稳定性与严密性。可以说，当下职业资格证领域的乱象，也一定程度上是立法滞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果职业资格的法律界限不明确，“冗余”的职业资格证恐怕野火烧不尽。

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明确职业资格的边界，建立起国家职业资格管理的长效机制，才是彻底扫除弊病的治本之策。在这个问题上，政策改革每走一步，创新创业的环境便前进一分。（长江日报）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在去年以来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等62项职业资格。会议要求，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以及国务院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

不必讳言，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路径之一，职业资格许可与认定曾经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很多优秀人才通过“考证”而实现了个人发展的逆转，在经济社会中找到了更加适合自己的岗位。与此同时，国家也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化配置。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过多、过滥的职业许可与认定，也成为人才自由流动的桎梏，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限制而非推动效应。这种僵化、机械、刻板的人才管理机制，也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破茧的民意诉求也就变得越来越强烈。新一届中央政府下大力气取消职业资格，应该说，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必将有力推动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新形势下，职业资格的不适应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职业资格与经济生活日益疏离，甚至出现严重的证、岗脱节现象。具体表现为，资格证成为“敲门砖”，只要取得资格，就等于敲开了一扇大门，至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是不是与资格有关，已经不再重要，也无人过问。

职业资格所表征的知识与价值，往往很难真正用于相关领域；而诸多需要专业知识、职业资格的行业，也并无明确要求。这一方面滋生了压证、挂靠等不正常现象，一些获得证书的人可以待价而沽，坐地渔利；而另一方面，真正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无证上岗，管理部门也并不会去深究个中的虚实。

其二，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人为设定的“门槛”，也催生了越来越热的“考证热”、“考证经济”，几乎每种证书背后都有一条隐秘的利益链条。反过来，“考证热”既然有利可图，也使得一些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学会往往乐意设立更多的准入类、评价类职业资格。多方的推波助澜，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考证”大国。名目繁多的职业资格许可与认定，让人眼花缭乱。

由此造成的社会运行成本，十分巨大，也并非都有必要。尤其是，功利性的考证热，还延伸到当下的学校教育中。据媒体报道，很多大学生被考证的神话所裹挟，不去好好读书，往往热衷于形形色色的证书泡沫，这种景象显然不是公众乐见的，也会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智力浪费，不合理，也不经济。

可见，职业资格的制度困境固然与“证书”过多过滥有关，应该坚决取消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许可与认定，真正做到简政放权，让人才可以在市场上良性配置；同时，相关管理部门也应该真正负起责任来，让证、岗不再脱节，不能继续容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如果某些岗位确实需要必要的职业资格，则一定要严格执行，落实到位；如果不需要，不妨彻底取缔，从而给社会释放准确、明细的信号。

良性的人才配置，不是发发证、收收费就可以了，而是要有一整套严密、完备的制度设定与过程监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既要勇于做“减法”，砍去那些不必要的行政许可，更要做“加法”，加强监管，这才能在去除门槛的同时，促进各类人才脱颖而出，提升更多产业、岗位的劳动和工作品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广大劳动者更好施展创业创新才能。（胡印斌）

【不论是政府部门依照法律法规或职能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还是行业协会自己设置的职业资格门槛,都可寻觅到利益驱动的鬼魅身影】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已取消的149项职业资格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等62项职业资格。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以及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7月16日《京华时报》)。

职业资格许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公民必须跨过的就业门槛之一。其中有关生命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准入类职业资格,系国家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设置,规范与之相对应领域的公共管理,实属必要。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职业资格制度弊病重重,不但太多太滥、监管难以到位,而且实施中水平评价类资格变异为准入类资格的现象日益普遍,以致职业资格成为公民就业的拦路虎,要求取消职业资格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此次国务院再次取消62项职业资格,并按照有无法律法规依据的原则,对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或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这既体现了对民意的回应和顺从,更体现了让职业资格许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思路。

职业资格许可的乱象频出,折射出一种利益博弈的非正常状态。不论是政府部门依照法律法规或职能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还是行业协会自己设置的职业资格门槛,都可寻觅到利益驱动的鬼魅身影。无论哪种状态,都与现代法治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难免发生冲突,而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让其在法治轨道上公开博弈,从而达到一种良性的、合理又公正的利益分配状态。尤其是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依法让事关公民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职业资格许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势在必行。

法无授权不可为。我国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显然,当前诸多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学会设置的职业资格,并没有获得相关法律的授权。因此,治理任性十足的职业资格许可,法治应不容置疑地成为首选,这也是规范职业资格许可的最有力武器。同时,要清楚地看到,职业资格许可涉及公民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点多面广线长,相关领域法治完善程度参差不齐,更需要运用法治手段对其进行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职业资格许可管理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职业资格许可才有可能不再成为公民就业,以及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纠偏器,对于推进职业资格许可管理规范化运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最关键的是将行动落到实处。此次国务院要求对无法可依的职业资格许可一律取消,以及对有法可依但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其本身就充分体现了让职业资格许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强烈意识。故此,相关责任部门更应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审视相关法治是否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对存在问题的职业资格许可及时依照法律法规纠偏,从而让法治成为职业资格许可规范运行的力量源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今,国务院已吹响了取消无法可依职业资格许可的号角,充分体现了遏制违法许可职业资格,建立国家职业资格管理长效机制的坚定决心。期待相关责任部门在落实过程中,凝聚法治共识,以法治力量规范职业资格许可,让其不再偏离法治轨道,确保其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释放更多正能量。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已取消的149项职业资格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等62项职业资格。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以及国务院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世界通行的现代社会就业的一项基础制度，持证上岗，表明一个人具备了从事相关行业或岗位工作的基本专业素质和条件，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就职者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就职者的职业发展。但从现实角度看，除了一些与民生安全相关的命脉行业，大部分工作并不需要持证。一个人能否胜任某项工作，市场的“无形之手”更能实现优胜劣汰，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比行政审批更具活力。

经过多年发展，职业资格证制度已经处于不得不改革的窘境：一方面职业资格太多太重，资格证设置的主体复杂，重复量很大；另一方面，很多职业资格的培训、考试、检验都掌握在地方和行业协会手中，有权力寻租的隐患。整顿职业资格证制度，一方面约束政府权力，促进依法行政，让市场更具活力，让劳动更加自由；另一方面，也遏制权力寻租和“花钱买证”，可谓势在必行。

更为关键的是，鼓励创新创业的时代，很多职业资格设置陈旧，不仅跟不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成为了阻碍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桎梏。

不拘一格降人才，创业和创新从来都不需要什么“资格”。比尔·盖茨大学辍学创业，连学历“资格”都舍弃了。那个年代，IT业还没有雏形，遑论给“电脑工程师”或者“软件开发师”评定职业资格。可是，正是这个没有“资格”的创业者的奋斗，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软件帝国。

在“互联网+”的时代，创新创业的机会比比尔·盖茨的年代更丰盛，当代中国对创新创业的需求也比那个时代更强烈。“互联网+”的创新构建在全新的跨界领域，没有人能确切把握这些新领域的全部规则和要素，对“资格”的认定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国务院将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任务，正是因为看到了其制度沉疴对创新创业的拖累，坚定了为创新创业“铺路”与“护航”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心态。

职业资格系统的问题是复杂的，取消法律规定以外的职业资格，应只是这项改革的第一步，法律规定以内的职业资格有没有问题？目前，我国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有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一般性表述，这也是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仅有的法律依据，界限模糊，缺乏稳定性与严密性。可以说，当下职业资格证领域的乱象，也一定程度上是立法滞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果职业资格的法律界限不明确，“冗余”的职业资格证恐怕野火烧不尽。

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明确职业资格的边界，建立起国家职业资格管理的长效机制，才是彻底扫除弊病的治本之策。在这个问题上，政策改革每走一步，创新创业的环境便前进一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会议决定，在去年以来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注册电子贸易师、全国外贸业务员、港口装卸工等62项职业资格。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继续集中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让人力回归自由市场

济北南

不断推进简政放权，早已成为本届政府行政的一大特色。时间进入2015年下半年，政府并没有放缓简政放权节奏的意思，相反，简政放权再出大招——取消62项职业资格。其实，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明确简政放权任务：2015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因此，此次取消62项职业资格是落实政府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重要体现。

本义上讲，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所有的资源配置都应该以市场规律为主导。劳动力也好，专业人才也罢，也都属于市场资源。对于劳动力和人才的管理，政府权力应该尽可能地收手或放手。然而在我国，严格的职业资格许可与认定体制，长期以来严重影响了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这一切的起点还要追溯到1994年，彼时出于科学评价人才的考量，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被写入劳动法。

其后，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应运而生，继而，职业资格证书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许可与认证制度形成了以下三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助推考证经济，每种考证背后都有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二是，人为抬高相关领域的从业门槛，不利于市场繁荣，比如注册一个相关领域的公司，需要一个资质，而这个资质需要几个专业资格证，这实际上为创办公司提高了门槛，造成了阻碍，也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三是，挂靠等现象已十分普遍，一些难考的工科证书和国家注册类证书，有的已经涨到了一年20万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考出了证，只挂靠证书，不用工作，就足以拥有年薪几十万的小资生活。

应该说，我国的职业资格许可认证与管理使用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已经背离规范管理、提高业务能力等目标。人力资源则面临着严重的证书化，还形成了一些不正常的劳动机制——持证的人不干活，没有相关能力的人却越俎代庖，尤其是在一些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真正干活的甚至没有相关专业知识，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事故，这也是一些行业出现安全问题的一个根源。取消相关职业资格认证，无疑是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

简政放权没有终点可言。而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职业资格许可与认证方面的明确态度——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以及国务院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而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对于绝大部分领域的从业人员来讲，或许再也不存在为考证而发愁的现象了；对于创业人员而言，他们也不需要去借证以申请和维护资质了。

劳动力与人才减少了更多的束缚，尊重了市场规律，也尊重了人性。可以确定的是，政府不断取消一批批职业资格许可及认证，对于鼓励并促进“双创”，激发市场经济活力，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有着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让政府回归监管本位

乾羽

从事某一职业，需要具备职业所必备的学识、技术和能力，这是一个常识。如果，连最基本的从业条件和基础都不具备，怎么可能做好一份职业？这也是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的基本依据和根本理由——既然从事一份职业需要一定资格，这个资格的许可和认定就该交由相关部门行使，这可以保证职业资格认证的规范，也可以保证市场用人的有序、高效。换句话说，权威的有含金量的职业资格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才在市场上求职的“通行证”和质量“保证书”。

问题是，职业资格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认为，职业资格制度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太多太重；二是职业资格考试和培训分离、鉴定和培训分离做得还不够；三是有些职业资格是水平评价类的，但是有的地方把它作为准入类。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权力在职业资格制度中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想着如何收权，如何去体现权力的管制性，而忽视了如何放权，如何去体现权力的服务性。此时，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得到足够体现，反而权力本位的意识得到了彰显。

所以，才会出现太多太重的职业资格，多和重意味着管辖范围的增大；所以，才会出现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变成准入门槛，这种转变意味着抬高门槛、提升身价；所以，才会出现分离不够、监管不够，这种亲密接触与管理手软可以保证资源在市场的兑现。结果，一个本应该服务人才和市场的职业资格制度变得面目模糊，不仅无法正确地评价人才，为市场提供人才的认证与选拔，反而束缚了人的活力，忽视了人的能力，剥夺了人的机会，让社会唯职业资格证至上，造成了考证的虚热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当主动简政放权成为改革重点时，职业资格制度也必然面临着简政放权的改变——进一步取消职业资格许可。这种取消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体现出两个方面的尊重：一方面，充分尊重了人的权利，认识到职业资格的作用在于服务人，为人才的选拔和认定提供标准和服务，而不是束缚人才、压抑人才、阻碍就业，让人才成为证书的“奴隶”——没有所谓的证书，连职业都无法入门；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了市场的规律，认识到市场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规律，认识到市场对人才的评价能力和功能，把该交给市场自己去选择和判断的权力交给市场，而不是喧宾夺主、横插一杠。

反过来，双重尊重的集中体现，就是更进一步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取消意味着放权，意味着对人的权利的松绑，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取消也就意味着政府部门回归监管本位，不失位但也不越位，该由市场自行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任何时候，简政放权必然牵涉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然涉及到权力与市场的关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只有权力充分地尊重权利、尊重规律，并且舍得将权力赋予市场中其他主体，政府简政放权的诚意才能被看到，简政放权的价值才能得到释放。

【过多过滥的职业资格许可认定，取消是大势所趋。下一步应对职业资格进行全面清查，要列出清单，张榜公布，让清单之外私设的职业门槛无所遁形。】

如果不是看到它已被取消的消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个港口装卸工，也需要取得专门的职业资格证。

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以来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注册电子贸易师、全国外贸业务员、港口装卸工等62项职业资格。

壮士断腕简政放权，大刀阔斧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是本届政府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过多过滥的职业资格许可认定，占了审批许可事项的很大一部分，加重民众负担，浪费社会资源，取消是大势所趋。

实行职业资格许可认定制度，本意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促进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和专业化水平。比如，当律师要通过司法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开校车要取得专门的驾驶执照，因为这些职业专业性较强，对从业者有特殊要求，而且与公共安全息息相关，必须进行职业资格管理。不仅要取得相应资格，还要定期年检、培训，马虎不得。

但职业资格认定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出现过多过滥倾向，成了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也滋生了考试、培训、办证的利益链条。许可认定，往往都伴随着收费，职业资格认定成了一些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的重要财源。有权又有利，五花八门的职业资格考试自然野蛮生长。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显示，至2013年底，国务院部门共设置各类职业资格618项，地方自行设置的有1875项。负责人同时坦言，“职业资格太多了，1875项中有90%以上都是应该取消的。”而在这些需要资格认证的职业中，很多像“港口装卸工”这样普通的岗位，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毫不搭界，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认证评价。

一个人是否具备基本技能，能否胜任某项工作，雇用他的单位自会考察评判，用不着不相干的政府机构和行业组织操心。对于确有必要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也应交给权威中立的专业组织，实行认定和培训分离，侧重于激励而不是设卡。

面对数以千计的职业资格，大刀阔斧砍掉一批确有必要。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目标和要求：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以及国务院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

在大幅取消的基础上，下一步应对职业资格进行全面清查，对那些有法律依据且确有必要的职业资格许可认定，要列出清单，张榜公布，让清单之外私设的职业门槛无所遁形。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丁永勋

7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已取消的149项职业资格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等6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京华时报》7月16日）

国务院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扩围，既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需要，也是进一步简政放权、打破部门利益垄断的必要举措，是利国利民之举。

客观地看，职业资格许可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过多年发展，职业资格制度存在不少弊端：一是很多地方和行业协会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事项过多过滥，使许多职业资格许可如同时下各种“奇葩”证明一样庸俗可笑，给民众正常就业带来了障碍。二是不少行业组织、协会、学会只管考试发证和收费，没有实行考试与培训、鉴定和培训等职能分离，成了行业权力泛滥和腐败的“温床”。三是造成了职业资格水平评价与职业资格准入混淆，提高了创业创新门槛，使民众变得无所适从，加大了就业难度。可见，这种职业资格许可乱象，不仅会扼杀民众创业创新生机，更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国务院去年取消了149项职业资格许可，加上这次取消的62项，应该说数量够多了，但是，社会各界应有足够认识，不可盲目乐观。因为国务院出台政策是一回事，各级政府权力部门是否认真落实政策要求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从媒体披露情况看，国务院已取消的149项职业资格许可，虽发布了目录，但至今还没有开展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摸底调查，到底有多少事项得到落实，还不清楚。而现实是，不少部门在落实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上，玩“空手道”，变着法儿拖、延、缓执行国务院政策；有的部门甚至取消了一些旧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换个“马甲”，又弄出了新职业资格许可事项，使国务院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政策效力减弱，甚至陷入了一边取消一边增加的怪圈。

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为何执行起来如此艰难？关键还在垄断利益一时难以被打破。在当下，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思想认识模糊，意识不到简政放权的社会重要性，仍没有处理好政府权力与市场边界之间的关系，迷恋或热衷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管控方式，总认为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是削弱部门权力；更有些部门“利益自肥”意识膨胀，认为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减少了部门经济利益，影响了“小金库”。

显然，进一步精减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既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一场部门利益的调整。中央政府不仅要出政策，也要督促政策落实，对执行不力或虚于应付的一些政府部门进行行政问责或相应处罚，彻底清理“红顶中介”，斩断利益链条。

【以法治原则作为职业资格改革的准绳，既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公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自我授权，也保障了公民“我的工作我做主”的就业权利。】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等6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会议强调，无法可依的职业资格许可要一律取消。

我国的职业资格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发展至今，全国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多达1000多种。虽然本意在于制定一定的行业门槛，防止滥竽充数者出现，但在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资格证过多过滥，出租证件牟利现象等，确实亟需重新理顺大大小小的职业资格认证，规范一批、清理一批。有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我国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对激发社会活力，保障人员就业无疑成效卓著。

但上千种职业资格认证，到底应该取消哪个，留下哪个呢？应当看到，由于把关不严、私设门槛等等漏洞，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一度闹出了不少“奇葩认证”的笑话。最典型的莫过于李克强总理曾问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国际商务专业人员’是做什么的？你有这个资格许可吗？”钟山摇了摇头。总理笑着说：“连你都没有资格，这个资格许可不是莫名其妙吗？”

而从“国际商务专业人员”出发，堪称“莫名其妙”的职业资格还有长长一串：牌技培训师、木材搬运工、松香包装工、割草机操作工，乃至在一些省份连肉夹馍制作、羊肉泡馍制作、烤全羊都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考试。要打破三百六十行、行行要考证的局面，先行革除这些听起来让人发笑的无厘头职业资格，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切入口。

但要将职业资格认证改革进一步深化，仅仅靠感性判断是否“莫名其妙”显然不够，这时就需要引入一些长效的、刚性的硬性标准。在本次会议上，“无法可依的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才是最大的看点和亮点。“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订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从这一表述中至少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者，职业资格的设置需要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这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二者，即便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但综合各方面情况有必要取消的，也要先修改法律再予以取消。这体现了对法治程序的尊重。一言以蔽之，取消哪个职业资格，留下哪个职业资格，最终要靠法律说了算，要在依法治国的背景谨慎筛选、依法实施。

依法治国的核心，其实不过两句话：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以法治原则作为职业资格改革的准绳，既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公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自我授权，也保障了公民“我的工作我做主”的就业权利。如果说在取消职业资格数量上不断加码是量的积累，那么明确在法治框架下理顺职业资格认证，则是更加根本的质变。

依法治国从来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口号。法治必须贯穿在权利运行、公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职业资格哪些不该有，哪些可以有，这一看起来细枝末节的“小事”也不例外。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公共领域需要法治原则去填充，比如规范红头文件、减税降费、审批改革等方面，也要把法律的“尺子”用好，不偏不倚画出一条依法依规的推进路线。让法律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是对法治真正的尊重和实践。

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已取消的149项职业资格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等6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国务院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既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需要,也是进一步简政放权、打破部门利益垄断的现实倒逼。应该说,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再次扩围,为大众释放了更大创业空间和更多改革红利,是利国利民之举。

客观地看,职业资格许可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过多年发展,职业资格制度存在不少弊端:一是由于国家缺乏一套宏观制度设计框架,致使很多地方和行业协会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事项过多过滥,使许多职业资格许可如同时下各种“奇葩”证明一样庸俗可笑,给民众正常就业带来了障碍。二是不少行业组织、协会、学会只管考试发证和收费,在监管上没有实行考试与培训、鉴定和培训等职能分离,成了行业权力泛滥和腐败的“温床”。只发证却疏于事后检查考核,没有实质意义并被民众讥讽为“滥收费”。三是造成了职业资格水平评价与职业资格准入混淆,提高了创业创新门槛,使民众变得无所适从,加大了就业难度。可见,若仍任由当前这种职业资格许可乱象蔓延,不仅会扼杀民众创业创新生机,更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再次精减职业资格许可事项,符合社会各界的急切期盼。

国务院去年取消了149项职业资格许可,加上这次取消的62项,应该说数量足够庞大,为大众创业创新扫除了障碍。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政策要求与落实效果之间存在不对等。不少部门在落实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上,大玩“太极拳”,变着各种方法拖、延、缓执行国务院政策。须警惕有的部门取消了一些旧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换个“马甲”,又弄出了新职业资格许可事项,使国务院的政策效力减弱。

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降低职业准入门槛,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事,可为何执行起来如此艰难?关键还在垄断利益一时难以打破。在当下,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仍没有处理好政府权力与市场边界之间的关系,迷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管控方式,总认为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是削弱部门权力,带来很多社会安全隐患。更有些部门“利益自肥”意识膨胀,总认为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减少了部门经济利益,影响了“小金库”,于是找出各种理由阻挠国务院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的落实。

进一步精减职业资格许可事项,既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更是一场部门利益调整的革命。中央政府应下定推进改革的决心,不仅要出政策,更要督促政策落实,加大政策出台后实施检查力度,对执行不力或虚于应付的各级政府部门进行严厉行政问责和经济处罚,彻底斩断利益链条。让各级政府认识到减少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对推动社会创业创新及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形成自律意识,在职业资格管理上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除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使再次取消职业资格许可事项出成效,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