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方舟子遭遇口才更好的“方舟子”

当战无不胜的方舟子，遭遇口才比他更好的“方舟子”，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3月28日下午，罗永浩带着摄像师在北京某大厦一楼堵住方舟子，质问“打假基金”账目公开情况。方舟子未回应，乘电梯离开，其律师彭剑留下与罗永浩对话。彭称，“将在方便的时间公开”，“一切按照内部流程进行”。

随后，罗永浩在微博挂出堵人质疑视频，两日内获转发6万多次，评论近3万条。多数网友倾向于支持罗永浩的质疑，也有一些人质疑罗永浩堵人的方式。

在我看来，罗永浩带摄像师去堵人并公布视频，或有骚扰嫌疑，但他本人也是“打假基金”的捐款者，而“打假基金”又涉及公共契约，他这么做也说得过去。还有人指责罗永浩是公报私仇，报复方舟子年初对其培训学校的“打假”。可是，谁说罗永浩必须公报公仇呢？他这是个人行为而非公职行为，没理由要求他大公无私。再说了，方舟子年初对罗永浩学校的“打假”，难道就不是公报私仇？事实上，我们回顾年初以来罗方之争，有多少与公益有关，又有多少不是私人恩怨？

说回来，说重点。卷入漩涡的“打假基金”有两个，管理者均为方舟子的律师彭剑：一是2006年成立的科技打假资金，主要用于打假涉及的诉讼，以及资助肖传国手术失败者；一是2010年成立的安保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方舟子等打假者的人身安全，在去年支出59万元。

这两个“基金”并未注册，方舟子解释说，国内注册基金会的门槛高，要有几百万的启动资金，所以它们只是“资金”，而非“基金”。既非公募基金，账目是否公开，只有捐款者可以要求，旁人无权过问。

方舟子的解释不能服众。不论资金还是基金，公开账目都是合理要求，社会不但有权监督公立基金，也有权监督私募资金。是否捐款，不构成监督权的必要条件。道理很简单，“打假基金”不是面对特殊群体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式募集，是一种社会契约而非个人契约，它有义务接受社会监督。事实上，2006年科技打假资金募集小组成立时，也曾承诺公开账目。但6年过去了，却未公布一笔账目明细。

平心而论，方舟子不是被质疑的“打假基金”的管理者，但却是其最有影响力的号召人(或许还是主要受益人)，他在法律上或可免责，在舆论上则无法置身事外。面对质疑，方舟子迟迟未让律师公开账目，还不断为其背书，更将质疑者称作流氓，这就说不过去了。“打假基金”被质疑，可能是方舟子遭遇的最大一次形象危机。

方舟子虽应对失当，却也不必为“打假基金”不公开账目负全责。实际上，他本人并不参加资金管理，也表示曾建议管理者公开账目。为什么没做到呢？他的说法是律师很忙，而自己不是管理者，对钱也不关心。此外，罗永浩是“恶意质疑”，如果罗要求公开他就公开，太跌份。

其实，被要求公开账目而坚决不公开，才真正跌份。面对质疑，特别是你所讨厌的人对你提出的质疑，少有人能平心静气。可是，舆论不会管隐藏在质疑背后的你们的关系，只会盯住质疑本身。被质疑者如不能得体应对，当然落下风，甚至信誉受损。

方舟子在“打假基金”上应对失措，也在情理之中。人性不完美，人的认识也不完美，人无法剔除傲慢与偏见。我们承认并试图理解人的复杂性，就会少些严苛。然而，不论是对方舟子本人，还是对其打假对象，我们都少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

今年开春，方舟子打韩寒的假，占到上风，除了韩寒及其亲友团本身存在问题并且应对失措外，围观者的走极端心态也起了很大作用。于是韩寒变成“骗子”。现在，罗永浩用“很方很舟子”的方式质疑方舟子，依靠更好的口才和更有感召力的行为艺术，占到上风，围观者的走极端心态同样起了很大作用。于是方舟子变成“骗子”。

走极端，是围观者惯常的心态，左端或右端，你必须得站一边。如果你哪边都不站，就会被视为“没有立场”、“骑墙”。于是，你走左边的极端，右边的极端就痛殴你；你走右边的极端，左边的极端就暴打你；你站在中间，以为不偏不倚就好了，却被两边的极端一起胖揍。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在极端之河与偏见之流中，我们却几乎从未抽足离开。当被神化的韩寒遭遇极端的方舟子，不少人追随后者而抛弃前者；当极端的方舟子遭遇跟他同样极端而且花样翻新的罗永浩，不少人追随后者而抛弃前者。但在追随中，在抛弃中，我们除了莫名其妙的仇恨和毫无来由的痛快之外，还得到了什么呢？

(作者系知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