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国际足坛的大牌球星，除了巴西的卡卡和西班牙的皮克等极少数个案，大都出自贫寒家庭。不夸张地说，每一段一球成名的传奇都是一个贫民窟百万富翁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足球人才的成长环境，多半与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大相径庭——没有养护良好的草皮，没有与之配套的文化教育，没有准时接送孩子的班车，也没有足协深谋远虑的规划。老马、肥罗们最初操练脚法的场地，或许是一座废弃的仓库，或许是一个空闲的停车场。而隐于这一切背后的是一处城市边缘地带的穷街陋巷，那里生活着业缘关系相对稳定的人群，徘徊于温饱线的家庭，一位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却依然精力过剩的父亲和一个有一双劣质帆布球鞋和橡皮足球便快乐无比的儿子。

意共领袖葛兰西说过，足球场是穷人的露天王国。在这个王国里，贫困的产业工人们做着当国王的梦。而实现这个梦的成本也相当廉价，只消在工作之余聚集到一块相对宽敞平整的场地，父子齐上阵释放着过剩的“力必度”，场边是粗俗而本真的吆喝声。而后其中某个孩子被俱乐部球探看中，而后，飞黄腾达。这是“自发秩序原理”在某个特定领域的显现，因为贫困而少了一些干涉和管束，也因此而获得了守护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于是天才如杂草一般在贫困而自由的土壤上疯长。

足球与产业工人一样，终究是大工业时代的伴生物。回溯中国足球的历史，早先的人才库其实也是构建于一些大城市的产业工人聚居区。譬如沈阳的铁西区，上海的杨浦区，那里曾是中国国家队的主要兵源地。然而，在中国GDP攀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的今天，何以会出现足球土壤日渐贫瘠的局面？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城市的跃进式发展，如履平地的城市改造步伐动摇且破坏了产业工人聚居区的原生态，稳定的业缘关系和传统的街邻格局一去不复返。其二，后继的制造业工人，即那些新近入城的农民工，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得他们虽工作于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在心理上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一个在内心深处与城市疏离、割裂的群体当然也就不可能接受一项属于城市的运动。

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凋零，归根结底是孕育他们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中国制造业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原先的那一部分因城市物理形态的剧烈变迁而流失散落于城市四方，如今聚集的那一部分又因政策性原因而无法与城市达成彼此的接受。新城中村的居民更愿意在周边的网吧排遣乡愁，而不是在附近的空地上宣泄精力。

所以，我们纵然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有世界第一的制造业人口，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足球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时间段，两者甚至会呈现一种奇异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足球对孕育它的土壤有着诡异的诉求。这与我们所习惯的一些关于体育的说法，譬如“国运盛则球运盛”，恐怕有较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