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45个孩子”已经少了一个。昨日朱清时向记者证实，学校确有一名同学退学。该生还在网上发帖，指出学校管理、师资、学生素质等方面的不足。不过朱清时和多名南科大学生强调，该生从一开学便很少上课，其最终离开是个人原因（南方都市报3011年6月29日）。

不管什么原因，确实有学生退学了，加上前不久曝出的老师出走事件，南科大前进路上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漩涡。从舆论的信心不足可以看出。这时候，南科大核心团队应出来给期待改革者以信心。这种信心应来自对改革的热情，来自对当前教育困境的求解。改革的信心不一定要来自于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即使对未来没有确定的预期，教育困境确实存在，改革就是值得的。改革是摆脱困境。

摆脱困境的过程需要足够的反思能力，改革只有在不断反思中才能前行。对一个刚成立不久，肩负改革大旗，只有45名学生的学校来说，即使一个学生退学，也是一件值得反思的大事。南科大要反思学生的入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漏洞使得学生与学校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而走到一起，这种不适应应该从入学时就有，只是没有合适的机制发现出来。完善入学机制，不只是为避免少数学生退学，其本身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还应反思教学和管理机制，毕竟学生是在上学后退出的。退出学生也指出了学校在管理、师资等方面的不足。对刚起步的南科大来说，在改革走上正轨之前，合适的教学和管理人才，应首先是对教改充满热情的人，其次才强调其专业素养。南科大在这方面是否应有所反思？

最应反思的是改革的理念。改革就是不走寻常路。改革的南科大就不要以一般高校相比拟，即使面对学生退学这样的事。朱清时校长回应学生退学时说，退学在任何一所大学都挺正常，即使清华、北大也有学生退学。从回应可看出，朱校长还没脱离传统教育模式的窠臼，或者他已不堪改革之累，越来越往老路上走。退学不可怕，可怕的是被退学所击倒，而不对其反思。南科大的退学，与清华、北大的退学，无论原因、时机，还是意义和影响，都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应给改革者更多的时间和鼓励。可以想象，未来的南科大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从一个只有45名学生的学校，发展到一所正规的大学，中间会很艰难。更为艰难的是，发展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所走的路还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路。但只要对改革有信心，对现实有不满。改革总能走出一条正确的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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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筹建的南科大未得到教育部批准，决定自主招生，该校录取的45名考生全部拒绝参加高考，成为今年高考引人注目的事件。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进行自主招生，极大地挑战了中国的高考制度。

英国广播公司看到，今年高考录取率为72.3%，曾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已经不复惨烈之状。目前各大专院校担心的是该如何随着考生数量的逐年减少，调整自身发展策略。高考改革也已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官方提出“一年多考”的改革，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情况；另一个呼声甚高的高考改革，是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地参加高考。

今年，中国有933万人参加高考，注册参加2011年高考的学生人数比去年减少了24万人，这是连续第三年考生人数减少。合众社6月7日的消息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考生人数减少的趋势也许会持续数年。这将使中国的大学面临财政压力。报道援引教育部一名官员的话说，较低的入学率将迫使各个大学改善教育项目的质量和结构。也就是说，那些混日子的大学，可要小心后果了。

德国媒体从高考压制创新的角度看问题。德国之声的报道援引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的话说，教育制度将学生训练成为考试的机器，创造力受到挤压。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考试包括现在的高考都有标准答案。所以，老师、家长倾向于鼓励学生牢记、遵循标准答案，而不是鼓励质疑和批判。对标准答案的刻板追求，对批判性思维的否定，造成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

这个报道出自德国媒体实属正常，因为德国人的批判精神和理性分析精神闻名世界，这也正是德国多年强盛的原因。不过，德国之声也明白，高考还得考下去。在毛泽东时代，一度以阶级出身、政治倾向、对党的忠诚度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上大学。现在很多人担心，如果没有高考，有钱人和高官的小孩会占尽优势。但是，高考其实也不是真的公平，因为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远远不如城市。

换句话说，高考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中国社会找不到比高考更公平的制度。只是，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和地区不平衡，以及自主招生沦为权力的盛宴，高考的公平性大为下降。

爱尔兰的媒体从作弊角度谈高考。6月7日，《爱尔兰时报》的文章说，中国试图阻止高考作弊。文章认为，教育在中国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产业，而且，从哲学家孔子在唐朝（公元618年到907年）帮助确立通过考试遴选官员的制度以来，高考就竞争激烈。不对吧，孔子是唐朝人？看来，老外对中国的历史了解不多，应该补课！当然，它把中国的教育称作产业，还比较实事求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病之一，就是把教育当做产业来经营。

言归正传，接着说作弊。报道说，中国各地的学校都采取措施防作弊。在河南，不能戴表到考场，橡皮和尺子要严格检查，有些考场安装了金属探测器、手机信号屏蔽器和无线耳机探测器，可谓以高科技对高科技，毫不含糊，可谓科技的力量无所不在。如果这些人把作弊和防作弊的智慧用来做正事，说不定，中国人早就获得诺贝尔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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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以来，媒体一致为其加油鼓劲儿，按照朱清时校长自己的说法，舆论完全是“一边倒”的。但是应该看到，这“一边倒”也有盲目性，媒体为南科大的改革呐喊、呼吁，有时呼吁反了，而不自知。

以5月份媒体对南科大的两次报道高潮而论。在短短一个月内，媒体两次就南科大招生问题集中进行报道，其诉求就前后矛盾，方向截然相反。

月初，教育部依惯例，在每年高考前夕公布当年度“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南科大不在其中。这意味着，南科大目前只有避开高考，通过自主招生选拔学生。媒体对此进行了一轮密集的炮轰，呼吁：“教育部门既然支持南科大的改革，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希望能够公布南科大未获招生资格的原因。”

月底，又听说教育部门要求南科大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媒体又进行了新一轮火力更加密集的炮轰。这次呼吁的逻辑变成了：教育部门既然支持南科大的改革，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别让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

我不知道教育部门的后一个决定，是不是被媒体的前一轮呼吁给呼出来的。但他们如果就以此推卸责任，逻辑上很是可以说得过去。你可以说，我为南科大呼吁的是自主招生资格而不是统一招生资格。但是，既然“自主”，又何须批准？若要批准，又怎么会“自主”？

南科大搞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自始就是反审批的一项改革。只要学生愿意，教育部门不反对，你搞你的就行。本来，教育部门从没批准但也没有禁止过“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中央党校20多年来就一直都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他们只是强调，你如果不在招生目录上，违反“学位条例”，自授的学历、学位，国家不予承认。而朱清时校长本来就没指望也不稀罕国家承认，他很明确地认为这种“国家承认”的模式是“行政化”的一种弊端，应予革除。

两年多来，媒体曾多次发出类似的要求教育部门加快、放宽审批的呼吁。都是好心，但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样的呼吁，听起来是支持放权改革，实质上却会导致强化管制，至少是延续管制。在某些方面，教育部门对高校的管制原本没有达到那种严厉程度，但为了凸显现有体制的荒诞性，媒体也人云亦云，不加核实地作了非常夸张的报道。譬如，大家都说“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大学文凭上要盖教育部的公章”。现在的媒体记者编辑都上过大学，可以回家检查一下，哪个人的文凭上盖教育部的章了？根本没有的事儿嘛！教育部有统一的学籍管理备案制度，但文凭还是各学校自己盖章就能发的。你大力抨击“文凭上盖教育部的章”不对，教育部或许会认为：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看来在这方面没什么需要改进的。

同是在5月底那次饱受媒体诟病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要求教育部对清华大学“真维斯楼”命名争议表态，也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好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的回答很开明，balabala一通，实质意思就是说：这是清华自己的事儿，教育部管不着。如果她顺竿儿爬，响应媒体的呼吁就此发表个“几点意见”，这项本来已经废掉的行政审批权是不是就算又拿回来了？

类似的用心良好却与“去行政化”改革完全反向的呼吁，还有“论者”们此起彼伏地要求教育部门出重拳整治学术腐败的舆论强音。治理学术腐败，完全是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内部事务。教育行政部门如果连教授抄袭论文这类的事务也管起来，大学学术自治的空间就会压缩为零了。

这样乱批“政府不作为”的媒体惯性反应，还不止发生在教育领域。肉价、菜价、鸡蛋价，有多少琐细的物价干预措施，多少次“有形的手”摁住“无形的手”，是媒体千呼万唤给呼唤出来的？而有多少这样的强力呼吁，正中了权力部门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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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无一人参加今年的高考。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孩子们的拒考并不是对整个高考制度的否定，高考在当下仍是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但是不能“一刀切”，可以留个口子，容忍其他选拔方式存在，教育制度应该允许百花齐放，南科大就是这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小花、一棵小草。

拒绝参加高考的学生其实每年都有，有的学生是因为无力承担大学学费，有的学生是觉得上大学没多大用，有的学生是要到国外上大学。而南科大的45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则是以公开信的方式，以集体抵制的方式，以“不在乎文凭”的方式，这在中国高考历史上尚属于首次。

南科大并没有获得高考招生资格，南科大的学生却被要求参加高考，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南科大的45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却被要求在深圳统一参加高考，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所以，要求他们参加高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值得思量。

没有高考招生资格的南科大，至少从目前情况看，还是一所体制外的非学历机构，进行非学历教育，虽然名称上叫“大学”，但要论性质，与社会上的培训班差不多。南科大的学生毕业时，难以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历证书，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报考国内其他大学的研究生，更不能报考公务员。也就是说，这45名学生报考南科大，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可以说押上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家长毅然地选择了南科大。

南科大的学生被要求参加高考，可能只是走一下形式，考试结果怎样并不会影响他们继续在南科大读书。这无疑是一个获得“合法”身份的契机，说不定还为将来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打下基础，但是，这些学生最终还是主动放弃了这个契机。

积弊丛生的现行教育体制多少让人有些不满，校长朱清时及南科大的学生们以不太合作的态度对待“招安”，以不回头的姿态抛弃旧体制而去，他们只是勇往直前地奔向命运未卜的前途。

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要全面推翻现行教育体制，正如朱清时校长所说，高考在当下仍是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搞“大一统”，南科大只是在体制之外开一朵小花，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形式成为一块教改实验田，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为破解教育积弊寻找药方。以中国之大，我们应该允许这块实验田存在，而不是千方百计阻挠之、“收编”之。

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要触及根本，正因为现行教育制度问题多多，所以才不应继续遵循之；正因为已然积非成是的“教育规律”并不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所以才应当扬弃之。如果一切都要在现行教育制度下亦步亦趋，就不可能开创一片新天地。我们不能断定南科大教改就代表着正确方向，但南科大现在所做的正是全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的事情——自主招生、教授治校、去行政化……既然校长有决心，学生们愿意，家长们支持，全社会欢迎，何不放手让他们试一试、闯一闯？教育部曾表示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显然，这种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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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截至上午9点半，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内设置好的两间教室，没有一名南科大学子走进这里。此前校方收到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让45名已被录取的学生按教育部要求参加高考。据理力争却无效的校长朱清时不得已选择了回避，让学生自己作选择，而南科大的学子则在网上发布了拒绝回到高考体制内的公开信，并以实际行动作答。（据2011年6月8日《北京青年报》）

就在今年5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续梅的话，对于南科大绕过高考招生体系、自主招收的这45名学生而言，无疑是在直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必须回原校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

而随后发生的事情恐怕会更让人始料不及：5月30日，一封名为《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的人们的一封公开信》挂上了网，执笔者李飞在这封“只是希望别折腾”公开信里坦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是45名同学共同的价值观，但教育部作出的回到高考体制下的决定“可以理解，同时难以接受”。他表示同学们并没有否定高考制度，而是认为这么做将对南科大的公信力带来伤害。该信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校长朱清时说，他最受鼓舞的就是没想到学生能想得那么清楚透彻，“他们甚至比很多成年人、官员和老师，都要有勇气得多。我觉得那些官员和老师在他们面前应该汗颜。”

我以为，导致南科大学生45名学生集体拒绝高考，甘愿当“小白鼠”的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同学都怀着“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的心态。“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把话说白了，他们就是要争脱传统高教的种种桎梏，放下虚文凭，学得真本事。

1050万，1020万，957万，933万，从2008年起我国高考人数出现“三连减”。导致“三连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再赘述。但有一点是可以必须肯定的：高考录取率正在逐年提高。据统计，2008年57%，2009年61.7%，2010年69.5%。去年全国有8个省市高考录取率超过80%，过去“上大学难”的生源大省的录取比例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山东省2010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9.72%；湖南省攀升至81%左右；黑龙江甚至突破了90%。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高考录取率逐年提高，也意味着国人上大学渐入常态化，已不再是梦想，而日渐激烈的生源大战，甚至会使人一不留神就被稀里糊涂地拉进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称赞南科大45名学生的“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心态是多么睿智与前卫，显得十分珍贵。难怪让朱清时校长都觉得“那些官员和老师在他们面前应该汗颜。”确实是令人十分婉惜，在全国高校数以千万计的莘莘学子或正准备考大学的青少年学生中，不知有多少人正在为那一纸含金量日衰的文凭而累，他们仅仅是为虚假文凭而学，为父母的脸面好看而学，为亲朋好友的夸奖评价而学，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学，就是压根儿没有为提高本事学，所以大学毕业就失业，加入“啃老族”，这也许就是当前中国高考的悲哀所在。

高考结束了，学生和家长们在绞尽脑汁琢磨着选择报考院校的时候，可千万别忽略掉思考好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心态参加高考，报考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才能学得真本事，使自己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乐观估计，假如能有三分之一高中生抱着“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的心态参加高考，这样，也许可能会促使中国高教改革的步子迈得实一点、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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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第一天。设在南科大的高考考场空空荡荡，45名南科大学生无一出现。而早在5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曾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记者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处获悉，首批南科大学子确已全部放弃高考，这场设在大学校园里的高考也仅持续了不到半天，即宣告取消。（《西安晚报》 2011年6月8日）

设在南科大的高考考场空空荡荡，45名南科大学生无一出现。似乎让人感觉很尴尬，尤其是让教育行政部门很伤“自尊”，难道南科大故意和教育主管部门作对不成，其实对这样的事情不必过于纠结，出现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

既然45名学生是奔着南科大开放的教学观念去的，那么应该说是考虑成熟的，家长和学生是有备而来，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本人，他们看重的是南科大全新的办学理念和实力。他们相信，在南科大是能够学有所成的。去南科大学习，本身也是一种双方自愿行为。再说了，对这样一种人生重大选择，无论是从家长还是学生本人来说都能够负起责任。

所以，我们不必纠结于南科大学生参不参加高考，而是看南科大具不具备办学条件，只要经国家有关部门认证，具备办学条件，那么45名学生不参加高考又何妨？因为从目前来讲，我们已经把南科大作为高校改革的“试验田”，这也是国人的一种期待。既然如此，何不放手让南科大大刀阔斧地干呢。

高考考场已经设了，教育部门应该做的工作也做了，考不考就是考生和家长自己的选择了，因而，对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这一事件不必惊诧！现在的问题是，南科大如何履行办校宗旨，把学生培养成有用之才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对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的行为不妨宽容一点，也许对诟病不断的高考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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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高考报名总数约为933万，比去年减少约24万，招生计划约为675万名。由于计划增加和考生人数减少，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比去年增加近四个百分点，达到72.3%。中央和地方媒体报道说，今年高考本专科录取率河南75%、江西超80%、北京83.1%、湖南超83%、福建89.75%、山东90.04%、上海必超93%。

瞧瞧，如今这大学，在一些省市可以说是想上就能上。当然，在乐观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方面，高考对考生的压力并没有减少，想上“985工程”和“211工程”这一百来所好大学，难度依然很大，因为“僧多粥少”。另一方面，高校之间竞争优质生源的压力继续提高，不只那些办学质量不高的三流高校，个别民办高校甚至将因生源严重不足而倒闭，而且所谓的好大学，也将使出浑身解数争夺优秀考生。

为了更加深入地看清今天高考和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回顾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报考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仅为4.7%，绝对激烈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今昔对比，福建省高招办主任林其天认为，虽然现在上大学容易了，但家长对高考的焦虑和期待并没有缓解——当年虽只有4.7%的学生能上大学，但95.3%的考生家长却心态平和，因为人们觉得进不了大学很正常，而现在录取率却高达90%，剩下的那10%的考生家长肯定坐不住，就会想方设法让孩子上大学，否则觉得面子挂不住。（《中国青年报》6月5日）从普通人的常理角度来看，是呀，如今大学都这么“普及”了，自家孩子、自己却都没能考上哪怕是一所很不起眼的高校，真是颜面扫地。

但，这些年轻人及其父母先不必急着没面子。看看现今一般大学的毕业生，甚至那些好大学的普通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就知道这大学不上也罢。那些学习不好的青年，为什么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拿自己之短和别人的长处相比呢？在我看来，就擅长玩电子游戏这一不被很多人看好的长处而言，要是哪位青年才俊能获得任天堂和微软等国际电玩巨头的青睐，比如被聘去专门当最新产品的试玩手，想必职业前景不会比普通北大清华生差吧。

进一步追问，今天，学历能当饭吃吗？君不见，博士都在抢本科的饭碗了，博士后也一脸愁云，对芸芸众生而言，这大学为什么还必须读？既然不会考试，那就早点谋求一个能够挣钱养家的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总比青春和钱财（甚至大笔举债）都无谓地消耗在上大学上更为划算。

这并不是消极的上学无用论。上学肯定有用，并且如果认真上学的话，必然大有用处。可当满大街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时候，是不是大学毕业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即便你是大学毕业生，你是否有自我谋生的能力，那是最重要的。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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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科大的招生规模扩大，办学地位确立，则必须探索“国家统一测试+学校自主招生”方式，到时候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公众也不会认为是“倒退”。

昨天高考首日，南科大45名学生在全社会的关注下，果然像他们先前的表态一样，没有一个人参加高考。

对这些学生的选择，究竟该怎么看？教育界有专家提出，自主招生应该是基于统一考试基础上的学校自主。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出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也是合适的呢？考虑教育公平和学校自主权的高考改革究竟该怎样推进？

从学校的自主权分析，自主招生大致有三种境界：

其一，学校完全自主。这就是考试、招生完全由学校操作。但这种模式只适合精英教育以及小规模招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下则不合适，每个学校自行考试录取，不但增加学校招生成本，也使考生疲于应付。

其二，“统一社会化测试+学校自主招生”。在这种模式中，考试由社会机构组织，学校自主认可，想报考某校的考生自主选择参加某一考试，并以这一成绩去申请大学。美国大学的入学制度，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可供学生选择的考试有SAT、ACT等等。

其三，“国家统一考试+学校自主招生”。这类自主招生，考试由带有政府性质的机构组织，由行政赋予考试的权威性，所有大学的入学都要以这一成绩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各校的培养特点自主招生。韩国与日本，就采取这种模式，体现了政府要求和学校自主的结合。

南科大目前的自主招生，显然属于学校完全自主。这种模式，对于招生规模只有50人、没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南科大来说，是适合的。对50个名额的招录，学校有充分的精力进行评价、测试；因“前途未卜”，也不会有权势者想着走后门。这既能充分体现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自由双向选择，也不会伤及社会公平。在这种情况下，45名学生不参加高考，符合学校的改革现状。

但从长远看，如果南科大的招生规模扩大，办学地位确立，这种完全自主模式就不合适了，必须探索“统一社会化测试+学校自主”或“国家统一测试+学校自主”方式。从我国目前的教育考试情况分析，比较适合的方式，或许还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即“国家统一测试+学校自主”方式。

这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不再实行按分数和志愿先后投档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而是学校自主确定分数要求，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自主招生。这是妥善处理政府管理、学校自主、社会公平关系的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这样的改革路径能确立，即使有一天做南科大的学生要先进高考考场，公众也不会认为是“倒退”。

如果实行这样的招录体系，意味着政府部门不能再给大学额定招生计划———一所学校如果按招生计划发出通知书，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来确认(因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要招满目标学生数，必定要发出更多通知书———进而也意味着大学的自主权全部放开，由此，国家统一授予学位的根基就被动摇，大学必然走向自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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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教改实验班一名学生的家长称没有一个学生会参加今年的高考。一名媒体记者证实南科大的两个考场在开考15分钟后无人进场，被迫取消。（6月7日中国广播网）

这其实不是一个小事件。

几乎可以这么说，中国稍有智力和能力的青少年的人生路，一般要过高考这一关。或说，我们国家为青少年预设的人生道路，就是通过高考“跳龙门”，来实现人生的一次重大飞跃。并且，这个渠道的设置，是耗费了国家、社会的众多资源的。但不幸的是，国家投入如许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却有一部分青少年及其家长们不领情，那么我们的高考设计者、接纳莘莘学子的高校及其教育体系，应该做深刻反思。

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南科大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不高考，只说明他们有底气。而这个底气，自然来自他们对目前的南科大教育模式非常认同。所以才敢于冒着不被体制认可的风险，迎着四年后得到的或许是“一纸空文”的学历、学位资质及就业的种种变数，与南科大当前的教育理念及师资现状共沉浮。

最近，南科大教改实验班唯一一名四川生特意向南科大请了几天假返家，并专门穿上他迈入南科大校门之前所在的母校的校服。而这一切决不是参加高考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为他的高三同学作高考冲刺最后阶段的加油助威，同时和同学们留下毕业照。当这名学生谈到南科大三个月的生活时，称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与大师并肩闻道。给他们上课的教师全是大师级人物：线性代数是清华大学教授张贤科、国学是南怀谨的关门弟子魏承思、社会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德胜。尤其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虽然是一位大科学家但非常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校长架子，与他每次交流都十分愉快。

由此，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南科大的进步气息。这是充满朝气的，具有太多人情味的，对青年有着太大吸引力的高校。他们在南科大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幸福的，有尊严的，自由的。南科大的时光，将成为他们未来人生的一段美好回忆，更是一笔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

不错，青年为了求得知识，为了转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可以付出百倍的艰辛。但在付出这些艰辛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是愉悦的，充满快感和神圣感的，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迫不得已的，无奈的，是必须出卖些什么才能交换回些什么的。试问，南科大的内涵，我们当下的高校具备吗？

曾几何时，高考多么令人称道，令人景仰！而今，竟有许许多多青少年主动放弃高考，拒绝高考，一些精英人群、富裕家庭子弟甚至绕开高考，不远千里万里去留学。这种态度转变，除了对最先进、最优质教育的追求，难道就没有对当下国内高考及高教现状的不满、憎恶和无奈？

南科大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不高考，貌似“玩单飞”，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们这是在对中国高教做最后的坚守！他们的心中，仍对中国高教抱着足够的信心和希望！

由此，笔者寄望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南科大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关爱，不要盲目地拿“办学须依法”说事。既允许高教改革，就别怕这个改革触碰法律法规的红线，以致前怕狼后怕虎，心口不一，阳奉阴违，处处掣肘。

南科大的发展趋势，或许有种种让我们忧虑之处，但因为有目前这45名学生甘愿做“小白鼠”，坚决不高考，我们全社会也该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其网开一面。起码我们的高教，对于他们不高考的底气来源，要知道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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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将南科大当做教改的试验田，还是高考时间的修改，都是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利于民生，有关部门应及时跟上民意，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十年磨一剑，今日试刀锋。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2011年高考开始。和年复一年的高考一样，中国高考依旧引来全社会的目光。

因为与端午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重叠，北京市交管部门此前就有预警，今天考点周边交通压力将异常严峻。而很多有孩子参加高考的父母，想必已给单位请了假，为如何保证孩子不迟到、如何给孩子做好“后勤”而操心。

民间早就有“把高考改到周末”的呼吁———如果周末高考，交通问题、学生家长请假陪同等问题，都会得到大大缓解———但就是这样一个调整时间的小小的改革，公众呼吁了这么久，却触动不了相关部门，实在令人不解。

今天，还有一个让人们睁大眼睛关注着的新闻：南方科技大学的45名学生会不会依照“规定”回头去参加高考。尽管此前这些学生已发出拒绝高考的公开信，校长朱清时也公开表示支持。但这些学生“胳膊能扭过大腿”吗？

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有内在联系：和高考相关的任何改革，推动起来都非常困难；尽管，改革的好处一眼可以看到———

高考的时间早一天改革，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高考制度早一天改革，南科大的45名学生、乃至全国的学生，同样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总得有人迈出改革第一步。回顾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创造性的“第一步”都来自民间，来自基层。我们今天也正用这样期待的眼光，去看南科大这45名拒绝参加高考的学生，以及朱清时校长。

30年前办特区时，有个很悲壮的口号叫“杀出一条血路”；闯过去回头后，才发现其实不过是遵循了某种常识，路上没有什么“血”。

走出教育改革的第一步，甚至根本没有“杀开一条血路”之类的风险，因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提出，要“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但纲要通过近一年之后，南科大“自主”招来的学生却还要为是否参加高考而纠结。

高考改革，我们说得多了，做得少了。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教育改革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冒点必要的风险。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应当支持南科大的招生改革尝试，不但要鼓励他们跨出这第一步，而且要允许可能出现的失败———没有这样的胆识，走不出新路，也不可能办出理想的大学。

其实，无论是将南科大当做教改的试验田，还是高考时间的修改，都是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利于民生，不给地方其他部门添麻烦，对有关部门来说，更是“举腿之劳”。不能仅仅把“改革”喊在嘴上，也应该及时跟上民意，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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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高考前接受媒体访问，称反对已录取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同时澄清南科大局级副校长传闻，称南科大已确定9名副校长，均无行政级别。（6月6日《京华时报》）

当全国高三应往届毕业生不得不凭着准考证走进考点，投身最近两天的高考这事关个人生命运的“奋力一搏”时，南科大45名在校学生终于没有“走回头路”，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像平常一样在课堂上课，这显然让前不久教育部要求的“高校改革须依法办学”，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南科大这一行为，对于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30多年的高考历程，是个巨大的颠覆。依笔者看来，中国2011年高考关键词，就是“朱清时”，就是他这位倔强、可爱的老头儿。

这激起我们全社会对高考，进行无尽的反思。首先，我们之所以选择高考或不高考，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前青年们接受教育、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的途径极为广泛了。这是社会多元化的反映，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如果说高考是基于社会如何选拔人才的制度设计，那么南科大的“不高考”，则是基于高校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要对什么样的人进行怎样的培养的基本保障。对于高教发展，科技进步而言，显然后者更为直接，离目标更为切近些。

所以，在保持高考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南科大这样的招生模式存在，使得中国高教具有多样性，让各类高教模式优势互补，互相借鉴，甚至在对立抗争中达到一种统一。这是全社会的愿望，也是高教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行政化之下的高校，没有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渠道。对南科大不能宽容，不能扶马走一程，而竟处处掣肘，处处使绊，令其改革胎死腹中，不了了之，绝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耻辱。决策者们，实在应该审慎些，小心不让自己当千古罪人。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预见到高校生源锐减的问题。除了人口刚性减少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一些青年对我国高教无望。这样的后果不引起警策，国内众多高校面临倒闭，要大洗牌的厄运，就会提前到来，并且其风险将无法化解。

基于此，笔者认为，未来就业形势可以严峻，有空前的压力，但我们的高校及高教本身起码要有吸引力，要给青年们一段美好的人生时光，让青年在今后人生中无论面对怎样的凄风苦雨，艰难险阻，都痴心不改，能够坦荡地说出“我爱”！

这样的努力，就从南科大“不高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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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称学校改革须依法办学，有学者分析这是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前日，南科大学子网上发表公开信，为自己“被高考”而求助，集体表示不参加高考。对此，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回应，“参不参加高考，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我不表态。”（《新快报》6月1日）

在这个当口，要朱清时表态学生参不参加高考，确实怎么说都不合适。表态参加，会让之前南科大所标榜的“自主招生”失去颜色，也让冲着这个特色而来的学生、家长都非常失望；表态不参加，无疑于公然和教育部对抗，这即使对一直坚持“去行政化”的南科大来说，也是无法承受的，更何况，它由始至终其实都还是个体制内的学校，打出一副完全和体制不合作的态度，不符合它的身份。

所以，朱清时的回应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或许是最恰当、最智慧的表态，但不知道学生听到后有什么感觉，我多少感到一些“抛弃”的意味。当学生们还以网络公开信的方式，对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表示坚定支持的同时，南科大自身似乎都不能成为他们这么做的坚强后盾。这么看来，学生、家长对高考的拒绝，多少看来有些悲壮。

但我希望，学生们的坚持是有价值的。因为即使他们的前途由他们自己决定，被他们选择的南科大也该对他们的选择负起应有的责任。而到目前为止，我丝毫不怀疑，南科大会为这些孩子奉上一道丰盛的教育盛宴，包括大师授课、参照哈佛的全面素质教育等等。甚至于，这些孩子毕业后，即便学位还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承认，也会因为他们的稀缺和南科大本身的声誉，而有着令一般高校毕业生难以企及的前途，但这些，是否就说明南科大教育改革的成功呢？

如果说，教育改革的成功，只是在与中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格格不入的状态下，由某一个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因而得到最尖端的师资和最优秀的学生，继而得以按世界一流学府的培养模式，培养出寥寥无几的学生，那南科大当然会成功。但实际上，这种难以在大范围内复制的改革，到底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什么意义呢？最终很可能是多了一个可供舆论鄙夷现有高等教育体制的参照，而少了更多实践价值，这还能称之为改革成功吗？

但我想，无数论者对南科大的赞誉，显然更多的是出于希望它能对中国教育改革产生更多借鉴和促进作用。而南科大对学生的责任，也更应该体现在这方面。学生的前途是自己决定，但当学生选择把自己的前途交给南科大，那南科大就该就学生的选择和自身的目标，对自己的办学与现有教育体制冲突的地方，有清晰地定位。比如，学生的前途是他们自己定，但南科大会给选择不参加高考的学生一个怎样的未来。毕竟，这不仅是这45名孩子的前途，还有更多将来可能面临这种选择的学生的前途。他们会从南科大这次的表态，来判断这所学校今后的走向，而南科大其实也从这次的表态，向外界传达出，在坚持自身特色的问题上，它到底有多坚定。

这是一个始终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学校，这多多少少遮掩了一些它的本真。其实，抛开那些纷纷扰扰的教学尝试和赞誉，不难看出，南科大所谓的去行政化，不过是从一个行政系统走向另一个行政系统，脱离了教育部的行政办学体系，却落入深圳地方行政体系的窠臼中。但我还是希望，这次深圳为南科大选拨局级副校长，只是出于给它一个地位的无奈，而不是给它套上行政化的枷锁。而这所学校，还能继续不负这45名学生乃至无数观望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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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教育部发言人续梅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南科大教改学生是否必须要参加高考"一事时提到"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示不认同。（5月29日 新安晚报）

教育部回应南科大45名教改班学生须参加高考，应该说是对南科大招生可信度的一次社会检验。尽管高考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高考的公平性和高校招生的低成本是高考必须存在的客观因素，其实高考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对于学生来说，高考能够磨练他们的意志，可能对他们一生的成长都有好处，对于各学校来说，高考能够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促进各学校规范办学，不管怎么说高考制度能走到今天，并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认可，其最起码的一点那就是，能做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这一条普通老百姓就认可。

由于普通高考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所以各大学都希望根据高考分数录取学生。尽管现在一些名校有自主招生的权力，但各学校自主招生的比例控制得还是比较低的，大部分招生还得依赖普通高考，按教育部规定，即使获得了当年高校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也必须参加高考，只是可以降一定分数录取罢了，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了确保公平，公信。试想，如果高考不用分数说话，谁还能保证老百姓的孩子能上自己心仪的学校，谁还能阻止得了一些招生腐败现象的发生，尽管现在的高考制度有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是只要你的孩子在高考中能考个好成绩，孩子的大学梦，名校梦就一定能实现。

当前，南方科技大学走改革创新之路令人称道，但不管怎么改，招优质生源，办公平大学的方向不能改变，教育部要求南科大45名教改班学生参加高考，不是对南科大的招生改革设置障碍，是对南科大未来发展的呵护，南科大的改革发展令世人瞩目，南科大的招生同样令社会关心，朱清时作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和知名教育家，在学校招生问题上应当谨行慎言，不应当在"南科大教改学生是否必须要参加高考"这个问题上纠结，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南方科技大学，学校在招生时如何为全国的考生节约考试成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南科大招生的公信度，只有这样，南科大的改革发展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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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入深圳市2011年立法计划项目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近日以政府令形式出台，它赋予南科大在机构编制、人事财务、教学科研和招生收费等方面充分的自主权。将一所高校的管理制度写入法规，这在国内尚属首例，但“基本法”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南科大已彻底摆脱行政化束缚，这所承载国人期待的高校能否真正“自治”，尚未可知。

就在《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前不久，深圳市委组织部公布了南科大两个副校长职位的差额考察对象，一共9名，无一例外地具有行政级别。而南科大“基本法”中最基本的一条，便是“自主聘用人员”，深圳有关方面抢在“基本法”出台前给南科大“突击安排”副校长，别有深意。

尽管此后深圳组织部回应称，南科大选副校长先按正局级选人，选出两位拟任人选后，将由校长提名、理事会任命。但人都选好了，再让校长任命，这样的“放权”未免太难让人乐观。如果主管部门越俎代庖，虽然南科大有了“基本法”，但很难确保南科大不受行政权力的掌控。

与“突击选拔”副校长相呼应的，是教育部不久前表示南科大45名教改班生须参加高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是高校自治的基本前提，教育部拿高考说事儿，无疑又将了南科大一军。而倘若一所高校在人事、招生等诸多关键环节都无法自主，所谓“自治”便沦为空谈。

从教育部到深圳，在谈及南科大时都表示口头支持，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教育主管部门同一些地方政府确有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意愿，不然南科大也走不到今天。但行政权力的“惯性”和既有体制约束所形成的“合力”，远比人们想象的强大。

南科大筹建之初就曾有人指出，它不能不成功，也不能太成功。如果不成功，意味着改革“此路不通”；如果太成功，则表明现有高等教育体制需要进行颠覆性改革，行政权力再无理由固守校园。说到底，行政权力肯否“让利”，决定着南科大的命运，而眼下，南科大想从行政权力中顺利“突围”，绝非易事。

在近日接受《新安晚报》专访时，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坦言：现在是南科大最困难的时期，困难到是否按理想做下去都是疑问。“以前想的困难还是少了点，现在真正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困境未解，我比过去瘦了5公斤，主要原因就是睡不好觉，找不到出路，好多事情想找出路但是找不到，整个人很焦虑，不光是担忧我个人，还有这么多学生，还有投身这个事业的那么多老师。”朱清时这番辛酸和无奈之语，恰表明行政权力同高校自治间的暗中角力，远比“基本法”的风光出台复杂得多、沉重得多。

笔者曾随同事一道专访过朱清时，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的长者，语速很慢，但条理清晰，在谈及高等教育改革时言语坚定，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信心。如今几个月过去，从朱校长“困难到是否按理想做下去都是疑问”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也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阻力”。在行政权力步步紧逼之下，南科大能否顺利突围，朱清时和公众都在等待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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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临近，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据称教育部要求其教改实验班学生必须全部参加高考。5月30日，有湖北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肯定不会再回来参加高考。同日，该校实验班学生郄博宇态度坚决地说：我们45名同学都不会参加高考。

这是近来一系列关于南科大新闻中，最令我振奋的消息。

教育部门要求学生高考，可学生拒绝高考，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批学生与他们的家长其实早已经做好不拿国家承认学历、学位而只拿南科大毕业证书的准备。既然不要国家统一承认的学历，还要参加高考干什么？

从南科大推出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以来，笔者就曾推算其三种走向。其一，被纳入原有体系。先给学校计划内招生权，再给学位授予权，这样，南科大就变为和其他公办学校完全一样的学校；其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不被认可，南科大成为一所“计划外”招生的非学历机构，类似社会的培训班、国际班等。学生们不能获得国家统一承认的学历，毕业后不能考公务员、考国内大学研究生。但如果学校教育质量高，毕业学生被境外大学认可或世界500强企业选聘的可能性极大，到时，南科大的学历不被国内认可而被国际认可，将是很大的尴尬；其三，南科大的改革，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通过推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修订国家 《学位条例》，建立学位认证体系，打破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全新的政府和学校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

现在看来，第三种可能尚无发生的迹象，而教育部门也在极力防止南科大给自己带来尴尬，因此，正把南科大导向第一种结果。要求学生参加高考，可以视为第一步行动。

在传统的理解中，被要求参加高考，这对南科大学生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此前有舆论就分析，拿不到国家承认的学历，对南科大学生是一种风险。而现在教育部门要求他们高考，其实是要给他们一个身份，规避这种“风险”。由于他们已被南科大录取，具体的考试结果并不重要，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但从学生和家长的表态看，他们宁可不要文凭，也不愿苟且地获得一个身份，他们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我从来不认为南科大学生不能获得国家承认学历是一种风险，恰恰相反，南科大改革最大的风险，在于他们蜕变成一所传统学校。在其办学过程中，应该警惕的是所有曾经发生在传统公办大学的落后做法，再一次被强加到南科大身上。

南科大的这批学生所表现的改革意识，值得教育部门、深圳市政府和南科大办学者好好思量。尤其是意图打着不要让学生冒风险以及让南科大能更好地办学的旗号，采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对这所新办学校的各种新尝试施加影响，其表现出的陈旧意识，在学生面前应当汗颜。

笔者注意到，南科大学生的家长对孩子在学校中的学习状态是比较满意的，一位家长说：“目前来看，女儿在那里的学习是非常充实和快乐的。 ”而与此同时，有南科大学生反映，学校内已有一些人用行政的方式干涉他们的学习，比如占用教学时间开会。如果属实，这种故意破坏一所大学来之不易的教学环境的做法，令人遗憾。

从南科大学生身上，我们看到学生自治的力量正在慢慢兴起，而这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建议朱清时校长重视这一办学力量，与学生们一起渡过眼下学校遭遇的各种改革难关。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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