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弱势者的态度，映照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几年领不到一分钱，逃跑就要遭毒打……一群智障者在新疆托克逊县的黑工厂遭遇如此非人待遇，挑战并羞辱着文明社会的底线，那一双双呆滞而痛苦的眼睛，无声地控诉着一切。现在黑工厂被查封，老板带雇工逃离，领导很震怒，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逻辑一如既往，可问题在于，在“包身工”问题上，到底什么才是“公道”？

抓住“不法分子”就是公道？包工头的残忍、贪婪，当然是罪恶起点，把智障者视为压榨工具，完全泯灭人性。可关键是：这是一个人的罪恶吗？在多年使用智障包身工的利益链上，到底拴着多少或贪婪或麻木或渎职或冷漠的“帮凶”？三年前山西黑砖窑的耻痛犹在，“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的“地毯式搜查”言犹在耳，可颇具嘲讽意味的是，这批新疆包身工并非“死灰复燃”，根本就是从未熄火地存在了三四年之久。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监管，难道不早已宣告“破产”？

丑闻一曝光，“公安、国土、经贸委、劳动监察、工商、安监、卫生、环保、工会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立刻前往现场解救工人”，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还是有人管的啊。见诸报端的“快速出击”“一举捣毁”，与三四年的不见、不举，更是成为极大反讽。平日里但凡有一个“大盖帽”过问，这种非人把戏岂能安然上演如此之久？这正是我们社会管理弊病之一：媒不举，官不究，可以跟着舆论走，绝不主动露风头。

曝光之前到底有没有监管？据说也是有的。建在国道旁边，连老百姓为了不看到老板用皮鞭抽打工人的残忍场景，都专门砌了围墙，说完全不知道怎么行？于是看到了派出所的解释：“派出所曾去厂里查看过，但老板说与四川民政部门签过用工合同，就没再过问”；而县里解释则是 “政府相关部门在劳动用工监管上往往将眼睛盯着大企业、大矿山，而对一些偏远地方的小作坊式企业疏于监管”，这正是管理弊病之二：监管走形式，出了问题有借口；坏事跟我没干系，追责请入它门。

这事儿最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智障工人都来自四川渠县一家 “乞丐收养所”，曾打着“行善”幌子。而这家收养所在2006年就犯过控制残疾人做工牟利甚至打人致死的案子，罪魁祸首“曾令全”竟然生意照做，直至此番大名再度登上媒体。而对流落街头的智障者，这些年民政部门到底是怎么安置收容的，很少有人较真，反倒屡屡听闻被恶人收入囊中去压榨。这正是社会管理弊病之三：出了问题不肯沉下来治本治根，总做表面文章挠痒痒；公共服务在真正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身上总是 “经费不足、作为不够”，盖大楼买豪车倒从不缺钱。

每次出现“包身工”丑闻，舆论都同仇敌忾，但你要承认，如果监管断裂没有改变，治理水平没有提升，推诿卸责作风依旧，“一堆大盖帽不管基层事儿”的权力沦落仍然严重，出现这样不堪的事儿，就既让你震惊，也没什么好震惊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干不动的时候，就有肉吃。”“一般情况下，只要不逃跑，就不会挨打。”——— 受虐者的话让人心寒，在政府此时的雷厉风行面前，我们更要追问：一般情况下，究竟怎么排查非法用工？一般情况下，究竟怎样问责渎职官员？一般情况下，全国1200万智障者的权益究竟如何被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