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建、建了拆”乱象背后推手多多，值得思考的空间也很大，建筑标准、建筑文化、城市规划、政绩评估、政府角色、经济发展方式等，都值得省思、重构。

今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5月，北京建国门建成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除了这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以外，还有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其数量无法统计。

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如果说，那些流传千年的古建筑是一部“古代史”，那些尚处豆蔻年华便被无情炸毁的建筑大概就是“现代史”了。不幸的是，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132年，美国为74年，而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有25～30年，令人唏嘘。

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国家经济萧条时，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间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凯恩斯只是用一种通俗、滑稽的模型去解释他所主张的政府干预论，没有谁会傻乎乎的照做。而花巨资修建的建筑，未到使用年限，便人为炸毁拆除，却呈现了“挖坑理论”的现实版。

好端端的建筑物说拆就拆，一座座建筑“非正常死亡”，且不说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城市记忆的无情抹杀，单就这两项“世界之最”——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也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就令人头痛不已。既然如此，为什么各地仍乐此不疲，毁“楼”不倦？

究问建筑“短命”的前生今世，主客观原因皆有：规划缺乏前瞻意识，造成号称“50年不落伍”的建筑，捱不过十年八年便丑陋不堪，只有一拆了之；建筑的潮流化、同质化，扼杀了个性与特色，千人一面的建筑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拆是它们最终的命运；囿于当时的经济与技术，建筑物功能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唯有推倒重来；贪大求新的城市美学，难容见证了城市发展、保存着城市记忆的旧建筑；大量的“豆腐渣工程”为日后大拆大建埋下伏笔，大动土木之后的若干年后，必然进入建筑质量事故的频发期。

当然，急功近利才是建筑物最危险的杀手。“拆迁GDP”乃地方之利，政绩是官员之利，真金白银是商人之利，利利叠加，无坚不摧。例如，曾号称“西湖第一高楼”、建成至今仅13年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拆，其置换出的土地便以24.6亿元的天价整体出让。利润如此可观，还有什么不能拆除？

由此可见，“拆了建、建了拆”之乱象背后推手多多，可供思考的空间也很大，从建筑到经济发展方式纵深，建筑标准、建筑文化、城市规划、政绩评估、政府角色、经济发展方式等等都值得省思、修饬甚至重构。就事论事，延长建筑寿命应从相关法规入手，保证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到建筑物质量，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并得以认真执行，实现“建筑大计，百年为本”，减少“朝建夕拆”的怪象；充分尊重公民的物权，用私权限约公权，避免随意拆建现象发生；修正官员政绩评估体系，降低GDP权重，从而平伏官员GDP焦虑，抑制他们大拆大建的冲动；治本之举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减少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傍，使之从中脱身出来，少打拆迁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