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资11亿元的武汉长江三桥——白沙洲大桥，建成10年以来已经维修过24次。记者为此先后来到武汉市城市路桥收费管理中心、武汉市交委、武汉市交管局采访，相关部门均保持沉默，表示对长江三桥10年维修24次，是否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不便透露”（见10月8日《广州日报》）。

对于武汉长江三桥10年维修24次，是否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有关部门表示“不便透露”。按照有关部门的表态习惯，如果是在大桥维修过程中，不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有关部门一定会向媒体严正表态，大桥维修过程中不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而现在的“不便透露”，就说明在大桥维修过程中，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

在大桥维修过程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而又“不便透露”，也就表明在大桥维修中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而且可能问题还很严重。“不便透露”就说明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这些违规和贪腐问题，可能牵扯到某些上级领导，下面的部门不敢轻易表态。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在大桥维修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违规和贪腐问题。有关部门不轻易表态定性，全在于看被调查者是否“配合”。

有关部门不轻易表态，就在于调查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定性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的自由裁量权。有关部门不对这些问题及时明确表态，被调查者就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寝食难安。有关部门不轻易表态，就证明这些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性。问题还没有定性就有可操作的余地，被调查者就可以展开各种外交公关活动，让有关部门把性质定的轻微些。某些调查之所以久拖不决难以定性，不是调查者没有查清问题的真相。而是调查者更希望在结论作出来之前，给被调查者以更多的通融余地。

某些工程项目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发包工程的方式从中牟利。而有关部门的调查者，一样可以通过调查项目管理者的问题，从中牟取各种利益和好处。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成为利益链上的一环时，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同样也可以成为利益链上的一环，这正是所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发包工程者可以从中牟利，有关部门调查问题一样可以从中捞取好处，有关部门“不便透露”的表态，更能对被调查者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问题影响越大就越不容易摆平，越不容易摆平就越需要花大价钱才能摆平。

媒体前不久报道，滕州市中医院的医生杨国梁，反映单位里的医生开药拿回扣的问题。当地的纪委出面调查，最终只将中医院设备科科长唐兴法移交司法机关。而许多拿回扣超过5000元的医务人员，都没有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举报人杨国梁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说：“仅仅找了一个设备科的唐科长做做样子对外好交代，掩人耳目。”拿回扣超过5000元就要按照商业贿赂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难道当地的纪委不懂这些规定吗？还是当地纪委某些包庇腐败行为的“潜规则”发挥了腐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