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经济时报》称，有报道显示，国内的地方债务在短短几个月内从4万亿元飙升到了7万亿元。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介绍说，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

事实上，有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始终是一个未知数。之所以无法精确测算，主要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债务是不合法的。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此外除非法律或中央政府特许，地方政府也不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正是既有法律封杀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故而当下所有的所谓“地方债务”几乎全部都是以企业债的形式出现，也就是由政府背景的地方投资公司为借贷主体进行债务融资。这才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含义所在。同样的，由于相关行为属于打法律的擦边球，所以鲜见有客观、准确的统计结论。

与多数“风险论者”不同，笔者认为尽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但是却未必意味着风险同样庞大。风险论者认为既有债务规模已经占到全部新增贷款规模的60%，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等。事实上，单纯从操作运行层面而言，基于理论上的分析并不符合实际状况。首要的一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本身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行为，所以根本就不能够用规范的市场逻辑来分析判断：

其一，鉴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与政府行为之间的长期历史渊源，地方债务即便无法按期归还，可以随时获得延期或展期，而不可能出现商业银行逼地方政府破产。

其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大多用于地方市政投资项目，以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往往收益长期稳定，即使项目无法取得高额利润回报，却也不至于出现满盘皆输的情形，市场风险并不大。

其三，中国在行政体制上属于中央集权制，地方政府只是名义上拥有部分财政分权。与美国严格的财政分权体制不同，中央政府在各级财政管理体制上拥有绝对的权威性。由此，即便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也不可能像美国加州一样去实施破产清算，中央财政必然要干预救助。如果把中央政府的信用因素考虑在内，实际上就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

事实上，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变得更加突出，其原因就在于地方债务的现实风险很小，由此导致地方政府的融资操作非常容易，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加大了融资规模的需求而已。

在笔者看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对冲机制。也就是在封杀既有违规债务行为的同时，必须全面开放法律框架内的地方政府融资权。这其中不仅包括一般的市政项目融资权，还包括以财政收入为偿债保障的融资权。前者用于市政项目投资，并以投资项目的盈利回报偿还债务，也就是目前地方政府融资的用途；而后者则用于弥补短期财政收入不足的社会福利用途，比如基层政府拖欠的教师工资、社会保障体系资金投入不足等，彻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