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日前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

“蚁族”一词说的不是蚂蚁，而是用来代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也就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湖北这次调研的官方背景惹人关注，其中至少透露出一个信息，“蚁族”正在从社会话题进入正式的官方议题之中。

“蚁族”话题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各种维度的热烈讨论。有人从教育的视角入手，认为“蚁族”现象是高等院校过度扩招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蚁族”的就业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高等教育的质量直接相关。有人从房价暴涨远远超出民众承受能力的现实说起，认为“蚁族”在城乡结合部的群体性聚集事实上就是房价过高的明证，楼市泡沫击碎了这些80后关于幸福和未来的梦想。当然，也有人通过分析主观心理，对“蚁族”过度迷恋大城市的现象提出批评，建议他们丢掉幻想逃离“北上广”，到西部到基层去实现人生价值。

应当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深入的民间讨论对于剖析“蚁族”现象是有益的。但是，“蚁族”现象如果仅仅停留在社会话题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就认为，目前媒体对“蚁族”现象缺乏基本的社会学分析，“现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基本信息都来自一些报道，并没有建立在量化的基础上。”其实，对于“蚁族”现象的关注，也不单单是媒体的职责。《蚁族》一书的作者廉思认为，这些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和蚂蚁有共通的特点，都是“弱小的强者”，如果长期不被关注，很可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正因为如此，有关“蚁族”的讨论有必要从社会话题层面上升为官方议题。社会和政府不仅需要掌握关于“蚁族”的详细统计数据和真实生存状态，而且应当由此提出避免引发社会问题的应对策略，给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蚁族”以必要的制度关怀。出台政府政策的前提，是政府组织的相关调查。今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排部分城市调研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有关情况，湖北的这次调研正是其中之一。

从调查所得到的数据来看，81.8%的毕业生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将近半数的人需要家庭给予生活补贴，50.7%的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58.7%的人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蚁族”生活之难，所言不虚。这次调查也发现了“穷二代”背后的“代际壁垒”问题。负责这次专题调查的武汉大学教授黎民以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就业为例，指出“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或是父母与金融系统高管有一定关联的。”这表明，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

这一来自官方报告的研究结论，实际上也是对某些观点的纠偏。大学毕业生宁愿在大城市充当“蚁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对大城市的公平竞争环境有所希冀，以为让他们返回家乡就能解决“蚁族”问题，反倒显得过于幼稚和浅薄。据说有一首名叫《蚁族》的歌，曾经唱哭了前来调研的政协委员。这首歌里唱道：“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依然有坚强，依然还在幻想，依然有力量……”他们的奋斗需要理解，更需要政府方面关于就业、关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一份来自官方的调研报告，或许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