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移民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最近一篇关于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海外的报道，却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报道中说：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的自述最有代表性：“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对税负过高的指责和对社会所谓“仇富”心态的担忧，的确是中国富人的流行话语。但这种话语恐怕与事实不乏出入。资料显示，中国的税收呈富少穷多的逆调节态势，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也说，现行税制实际是累退性质，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没交税。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当下调整收入分配的呼声高涨，但这显然不是“均贫富”，而只不过是要让社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现在调节还远未启动，富人就开始抱怨税负过高，只能说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建立在社会不正常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预期没有实现就拍屁股走人，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而抱有这种预期的人，即使移民海外，恐怕还会继续失望下去，因为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国际潮流，特别是在一些福利国家，富人的税负远远不是国内的富豪们能够想象的。

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却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对此一位移民富豪坦承：“在国外，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这真是一幅意味深长的图景。一方面，富豪们在国内投资收获了“暴利”，也明知自己超常的赢利能力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不忍舍弃；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社会永远优待自己，调整国民财富收入差距的呼声乍起，马上惊呼税负太高，指责人们“仇富”，声称要移民海外。这不恰恰表明，社会以往给予他们的优待太多了吗？

富人享有特殊权益的社会是不正常的，这样的时代早该成为历史。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却理应给富人另外的预期，这就是风险可以预测，企业家精神将会受到保护，整个社会体系依据透明的规则运转。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肯定大有可为，因为除了市场因素，他就不必担心某种不确定的风险。这样的社会是鼓励创业鼓励致富的社会，也是一个能够催生富人责任感的社会。

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人的本能，社会致力于给富人提供安全感实际是一种多赢，因为富人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穷人同样也不会有安全感，反之亦然。当下的紧迫问题是，社会该怎样让富人们感到安全？事实证明，贿赂权力，使其化公为私来保证资本的安全是一杯甜蜜的毒药，对权力、资本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而且即便暂时获得了安全感，也必然是虚幻而不稳定的。黄光裕从商业奇才堕落为阶下囚，就是最好的例证。黄光裕案折射的与其说是富人的原罪，毋宁说更是社会的病灶。为什么黄光裕们往往习惯于通过和权力联姻来获取安全感？当社会嘲笑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紧做点什么？

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过多地选择移民，代表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也意味着这个国家道德资源的削弱。有评论指出，“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先留心”当然是对的，但如何留心是一个问题。是依靠一时的安抚，就像“爱哭的孩子多给糖吃”一样，还是依靠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其倾力创富、安心享富？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