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敲诈”政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以预见，这个“法宝”势必被越来越多的官员奉为圭臬，但他们意欲缓解访民上访压力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以敲诈勒索之名将访民判刑了事。

翻检这次“敲诈”政府事件，刑事案件判决书的描述是，当时镇里主要领导都在场。“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双方达成协议，马继文保证过年前不去上访，政府方“被迫答应”给他6600元，马当场领取了钱款，并写了保证书。在2009年3月8日的另一次上访中，临县信访局人员还给过他900元。透过这些细节，可以明显看出，当地政府是在“钓鱼”，是故意设置圈套，让访民马继文往里面跳，一旦马继文拿钱，便可以敲诈政府的名义将其抓获。当地政府这一招，很阴很歹毒。

此前，因孙中界断指事件，“钓鱼执法”广为人知，现在看来，在打击访民时，一些地方官员也“发明”了钓鱼，这一招真是“一箭双雕”，一来可以将上访者绳之以法，缓解压力，二来也是杀鸡给猴看，让其他上访者唇亡齿寒，再也不敢上访。可以说，这是一些地方官员继将访民精神病化后采取的又一狠招。

比将上访者以精神病的名义关押起来更可怕的是，这次“敲诈”政府事件，使我们看到法院的附庸化，即法院完全听命于行政部门，失去了独立性。如果公检法和行政部门联合起来对付访民，访民必将百口莫辩，难证清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遇。原因很简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与权力相比，民众无疑是弱势的，如果当地官员滥用权力，罗织罪名，访民将毫无办法。

堵不如疏，如此浅显的道理，这些官员不是不懂，但他们宁愿千方百计对付访民，却不愿拿出精力和智慧解决访民的困难。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沉重的悲哀。当访民恐惧于敲诈勒索罪时，哀莫大于心死，不再选择上访了，下一步将会做什么？当地官员应该心知肚明。

由于此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之中，具体细节我们无法置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跳出未定的细节，结合对当下社会频频发生的同类事件，进行追根溯源的深刻思考，去发现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以“敲诈政府罪”而获刑的事件，这并不是孤例。在过去两年，河北沧州就上演多起农民被指“敲诈”政府案，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还有河北邯郸农民张建军，为了合理合法的征地与补偿而苦苦上访，可当他终于拿到两万元补偿款的一年后，却因此获“敲诈政府罪”而判刑四年。此外，还有一些“诽谤政府罪”在性质上也如出一辙。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些法律概念进行解释。所谓敲诈勒索罪，在我国刑法中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威胁，包括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威胁，威胁行为只要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不要求现实上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敲诈勒索罪是要有被害人的，除了侵犯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权利或权益。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政府机关只是行政主体并不是自然人，也非法人机构，它无法作为被害人的主体，更没有权利或者权益了，有的只是被授予的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此时，就算一些人有了向政府的敲诈勒索行为，作为政府一方，完全可以不受胁从，置之不理(反而那些受胁从的地方政府，才可能会有问题)，而如果行为人还继续此类行为无理取闹的话，就可以对之采取司法手段了，以危害公共安全、妨碍公务等罪名进行拘捕。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构成“敲诈政府罪”的，因为敲诈勒索总是要让被害人及其亲属感受到了恐惧，而政府是不存在“生命、身体自由”的，所以不能说让政府感觉到了恐惧。

此外还有“诽谤政府”等罪名也是不应成立的，因为它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侵犯的对象也主要限制在是自然人。

因此，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得出结论，政府是不会被轻易“敲诈”、“诽谤”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罪名屡屡出现呢？这无非就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和制衡，然后成为践踏公众权利和利益的脱缰野马，一步步地撕裂公民的司法防护线，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应该要重申这样一个法律常识，然后形成基本的共识，才不会让如此可笑却又可怕的罪名再次出现。

去年11月，河北沧州南皮县发生了两起上访农民“敲诈政府”案，在被河北省检察院关注后最终撤销。怎料想如今，“敲诈政府罪”又为临县官员所用，成为了修理上访“钉子户”的杀手锏。接二连三的“敲诈政府案”让人猜想，一些权力者是否已经在公民表达诉求的路上，开启了一扇“合法伤害”之门？否则以司法之名，给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公民扣上“敲诈”帽子的行为，又怎会一而再地出现？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手段，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敲诈勒索罪的客体较为复杂，在其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通常会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既然马继文犯下了“敲诈政府”的滔天大罪，那么请问，这些年来，在当地的权力者中，谁的生命、自由或名誉又受到了这位老农民的悍然威胁呢？可是事实恰好相反，马继文妻子称，丈夫上访期间，曾遭到殴打，4次被关进县“帮教中心”，一家人也被折腾得不得安宁。试问：天底下，哪有如此损己的敲诈行为呢？

上访本是法律赋予公民表达自身诉求的合法权利。从这一意义来说，就算马继文为表达、解决自身利益诉求，坚持不懈地上访，抑或在上访时情绪表达时有激烈，以接待上访民众为职责的政府工作人员，即使再怎么不堪其扰，也不至于产生被敲诈的恐惧吧？

如果，但凡公民提出的利益诉求高于政府部门的既定数额时，就可能面临“敲诈政府”的指控。那么，表达自身诉求的人们，谁又能免于自己成为犯罪嫌疑人的恐惧？转身于这种法治不彰的语境中，其欲加之罪的做法，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敲诈勒索政府罪”并非临县法院首创，河北沧州在过去两年里，曾以此罪名将数名上访农民送进监狱。沧州事件被媒体报道后，非但没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启发”了很多地方，一些基层法院大有将此罪名发扬光大之势。除了“敲诈勒索政府罪”之外，还有些罪名也可以被“创造性”地适用到上访人身上：

比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105条第二款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对于那些长期和地方政府“作对”的“上访专业户”，基层法院完全可以将他们的申诉、控告、揭发和检举行为定性为“造谣、诽谤”，将损害地方政绩的后果定性为“威胁国家政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上访人送进监狱。

又比如，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个“绝佳”借口，对于一些上访人堵路、游行、围堵政府机关等过激行为，可以将其定性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堵路、游行容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围堵政府机关有可能造成政府工作人员发生踩踏事故，只要想扯，必能扯上。

再比如，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简直就是为上访人“量身定做”的，本章多个罪名都可以“灵活适用”。比如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第278条规定的“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第290条规定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只要想把上访人送进监狱，上述任何一个罪名都可以成为法律依据，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上面只不过举了几个例子，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法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应该比笔者高明得多。但问题是，法律一旦沦为其为所欲为的工具，权威性和公正性何在？长此以往，老百姓对法律失去信任，不再自愿服从，自愿忠诚，又会产生什么恶果？况且，这种不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为目的的“打压式”维稳根本无法达到目的，只能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见过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也见过以诽谤罪治异议者的，但以“敲诈勒索政府罪”抓捕上访者，倒不多见。

因土地被占将镇政府告上法庭，山西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虽胜诉，但镇政府却不归还其土地，迫使其拿着法院判决不断上访。他不会想到的是，同一家法院、同一个法官，如今却判他有期徒刑三年，罪名是“敲诈勒索政府”。镇政府称其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政府“被迫答应”给他6600元。(5月6日《中国青年报》)

不是说弱者一定代表正义，上访就占据着道德优势，如果上访者马继文确实敲诈勒索了政府，以非法手段向政府索要钱财，当然可以判其敲诈勒索罪。同一家法院的同一个法官此前判其胜诉、此后判其有罪，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问题出在，“判上访者敲诈政府”的司法判决疑点重重，让人感觉很像是“钓鱼司法”：当地政府和法院合伙设局报复上访者，设个法律陷阱让上访者往里跳，然后冠冕堂皇地以法律之名抓捕之。

镇政府称其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但正如记者追问的是，敲诈勒索是采取非法手段，马继文用的是上访手段，可上访是合法行为。如果说马继文称掌握了当地政府的丑闻，然后以此向政府索要钱财，这就构成敲诈勒索。可他仅仅是去上访，何以能对当地政府构成要挟和勒索？

最重要的是，一个没有博弈资本的农民，如何能对地方政府构成要挟？即使在当地政府“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而要其别再上访时，马继文确实向政府提出金钱要求，但这只能视为其“获得被占土地”而要求的补偿。从马继文的描述看，他没有主动向当地政府要钱，而是当地政府知道他上访，于是找他解决问题，这种语境更可能是“要求补偿”而非“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可一个农民能拿什么去威胁、恫吓地方政府呢？镇政府为阻止马继文上访，要求在镇政府解决问题，马继文就“不上访”要求补偿，镇政府给钱并签了协议，然后又告其敲诈勒索，检察院批捕，公安抓人，法院判罪，这太像法律陷阱。钓鱼执法事件后，不得不让人对可能存在的“钓鱼司法”多点儿戒备。

这样分析，并非说山西临县这起“判上访者敲诈政府”事件，就是陷害上访者的钓鱼司法，而是说，上访者已经与当地政府形成利益对立关系，政府有报复上访者之嫌疑———正因有这种嫌疑，法院在审判这个案件时，就应拿出充分证据，以铁的事实和明晰的法条判案，摆脱“报复性司法”之嫌。可如今的判决疑点重重，很难让人信服。

新闻中的一个细节让人很感悲壮，不公的遭遇让马继文一家心灰意冷，马家原有四个孩子，分别叫青山、青水、青田、青娥，有山有水有田有娥，挺喜气的。但现在都没了，如今马继文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了“无情”、“冰情”……这样改名传递着他们的寒心。法律是捍卫正义的底线和公民的最后希望，期待一个正义的判决，还马家“山水田娥”，还社会“山水田娥”。

客观地讲，群众以去上级政府上访为由，有意无意对基层政府构成某种“威胁”，后者向他们支付一定费用，以换取他们息访，若严格以《刑法》中关于“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条款衡量，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对马继文课以刑责，大体上是说得过去的。

地方法院并没有生造一个“敲诈勒索政府罪”，如果上访群众用上访“威胁”基层政府，并收取了后者一定数量的“息访费”，那么，法院就足以认定上访群众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所以，这类案件的关键，并不在于法院该不该以“敲诈勒索罪”追究上访群众的刑责，而在于基层政府为何能够被上访群众“敲诈”？

在现行信访政策下，上访群众、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形成一种以“怕”为特征的微妙关系。首先，群众“怕”基层政府，因为群众遇到的问题、遭受的冤屈在基层很难得到解决，于是他们选择了上访。其次，基层政府“怕”上级政府，这是由长期以来的政治现实和行政格局所决定的，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再次，上级政府“怕”上访群众，认为群众大量上访会损害政府形象、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要减少群众上访。

由于对群众上访问题存在如是认识，上级政府向基层政府下达了严格的信访控制指标，并将指标完成情况与政绩考核或对主要负责人的“一票否决”相联系。对基层政府而言，这是一把致命的“杀手锏”，他们必须穷尽一切手段控制群众上访，否则就会被上级追究责任。一些上访群众看到了个中“玄机”，认识到自己上访也能让基层政府“害怕”，少数上访群众以此为条件与基层政府谈判，进而收取后者支付的“息访费”。由于法律意识淡漠，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大有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的危险，司法机关会以“敲诈勒索”的罪名，“依法”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真正的治本之道，在于上级政府树立科学的维稳观，改变“怕”群众上访的传统观念，一方面通过正常的行政管理和政治传导手段，敦促基层政府认真解决群众的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群众上访。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向基层政府下放一定的权力和资源，推动地方形成良性的社会政治生态，推动基层形成完善的自治格局和可治理状态。

同时，上级政府无须向基层政府下达信访控制指标，基层政府也不必以严控群众上访为要务。更关键的是，通过加强基层的自治、治理，完全能够使基层政府反过来“怕”群众。最终，群众的问题应当而且能够在基层得到解决，群众再到上级政府和中央去上访，也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