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事业单位中最大的两块，教育和医疗，我则认为必须区分公立教育、医疗机构与私立教育、医院机构。公立机构人员待遇理应公务员化，私立机构人员则应社会化。从“官本位”的现实来说，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确实等同于贬低教育。因为“官本位”本身带来了社会评价机制的扭曲，行政级别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权与诸多现实的利益。中国亟需改变的，是还原正常的权力，提高权力的风险、匹配与权力相当的责任，降低权力的含金量。这样的“脱官帽”应在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同时进行。而不是仅仅要求事业单位“脱官帽”。

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应是一个行政、社会和市场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32年的改革开放，其目标正在于“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把属于行政的留给行政”。作为字面上的“官员”，其实也存在于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之中。行政权是公权力，社会权同样是公权力。但在中国语境中，“官员”一语实则是“强权”与“铁饭碗”的代称。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要改变这一扭曲的指代关系。当权力无法滥用也无法专横时，也就不需要“去官帽”了。那个时候，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也将随之消失。我的这一描述似乎有点“乌托邦”，但既然现实中的“事业单位改革”本就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得更远，更好，更合乎逻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