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记者了解，有村民认为刘爱兵此次凶杀是来寻仇的，理由是此前他怀疑堂叔收购他父亲的树木时占了便宜。于是他在杀了堂叔后又大开杀戒，连杀十多名近亲属。如果报道属实，可以看到，这本是一起很小的家庭亲情纠纷，最终却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血案。

其实这种小事，完全可以靠家庭亲情关系内部自行调节。但由于刘爱兵初中毕业后不到20岁，就随母亲外出，一直在外打工，平时很少回家，导致其亲情观念淡薄。这时村民委员会等公共机构就可出面调解。但一直以来，我们的公共机构对家族纠纷等一些领域介入甚少，此外公众对求助公共机构的意识不够，于是在亲情难以承担调解之重时，悲剧就难以避免了。

倘若刘爱兵系精神病发作杀人，那么屡屡发生的精神病杀人案，则更是敲响了一记安全隐患的警钟。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潜在患者，迫于家庭经济压力，他们往往得不到有效救治，也难以得到家人的亲情关怀和家庭温暖，反而需要带病艰难谋生，或者在各种社会矛盾中与正常人打交道。这时我们就不能寄望于完全由亲情来承担精神病人的管制，而应由专门的公共机构来进行收治和管理。事实是，精神病人能得到正规治疗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少看到，有公共机构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筛查、登记，并给予积极治疗。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目前已是刻不容缓。

相继发生的灭门惨案、亲人被杀案，一方面呼唤我们有必要重拾亲情伦理，以宽容心慎待身边亲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过多的社会问题导致亲情负担太重，这时就需要公共机构来承担应有的责任，而不至于让亲人成为个人丧失理智的发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