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毛岭保卫战：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惨烈的最后一战

 开国上将杨成武题写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

1934年9月23日。天空灰蒙蒙地笼罩着松毛岭大地。上午，国民党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李默庵第十师、刘戡第八十三师，从连城温坊向松毛岭红军阵地协同攻击，另有3个师合围压迫推进。数千发炮弹在松毛岭阵地上冒出团团浓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加上硝烟，可谓是昏天黑地。地上，敌人三个主力师的兵力黑压压地涌上松毛岭；天上，几十架“黑寡妇”德制飞机轮番轰炸……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松毛岭保卫战开始了。中革军委命令：坚决守住松毛岭阵地，拥护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分转移。

温坊袭击战：松毛岭战役前奏

1934年春，中央苏区周围都还在作战，东、西、南、北都还在打，第五次反“围剿”已进入决战时刻，博古、李德还在推行“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妄图以“短促突击”来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广昌战役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在长达18天的战斗中，红军共消灭敌人2600多人，自已却伤亡高达5500多人，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不仅没有打败敌人的进攻，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陷入被动的境地，以致中央苏区范围日渐缩小。

广昌战役失守，并没有“打醒”博古和李德，他们接着又下令进行福建建宁保卫战。尽管红军全力以赴殊死搏斗，但终究没有守住。此时，敌人已经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苏区的人力物力日益匮乏，事实上红军在内线作战已难以为继。

苏区告急，形势严峻，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中央“三人团”已经开始考虑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并作好前期准备。

8月下旬，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红七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与陈诚的北路军于驿前狭路相逢，浴血奋战。27日，苏区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李延年东路军第4纵队等部从连城出发，向福建省苏驻地汀州推进，企图先占领汀州，尔后会同北路军、南路军总攻瑞金。

敌人来势汹汹，虎视眈眈。

中央苏区的战局和形势，危如累卵。

一场迅疾有力的反击战，迫在眉睫。 

时势将温坊战斗推上舞台。

温坊战斗发生于1934年9月上旬，是在整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局总体失利，中央主力红军已经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秘密准备突围转移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一次战役胜利。

文坊（温坊）战斗纪念碑 图片来源于福建教育出版社

1933年二三月间，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使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至同年秋，闽赣、粤赣省成立后，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下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国土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53万，主力红军发展到12.7万人，党员人数达13万人。中央苏区军民已经积累了反“围剿”战争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与红军反“围剿”战争相适应，符合红军反“围剿”战争实际的正确的战略战术，为粉碎敌人即将到来的新的“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扶持上台的王明、博古等人，在中国推行一条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所谓“国际路线”、“进攻路线”，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顾中央苏区仍然处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一再强令红军冒险进攻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幻想占领一到二个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一再干预。1932年10月，通过宁都会议，把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创建者毛泽东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更是直接干预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指挥。1933年6月1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斯特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一份长电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一、三军团实行分离作战，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以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出击，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新战略，结果使一军团处于无用武之地，而三军团组成的东方军却连续作战，打得非常疲劳，虽然取得胜利，却没有取得本该有的更大战果，而且耽搁了北上抗击敌人进犯的时间。

特别是占据第五次反“围剿”主导地位的博古、李德等人，对蒋介石集团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所采取的“堡垒围困”、“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实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总体战”等一系列新战略，逼迫红军进行“阵地战”、“消耗战”，企图拖跨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新战略不加考察，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与此相反，他们闭门造车，提出“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战略方针。在战术上，则强调实行“国家对国家”、堡垒对堡垒”的所谓正规战、阵地战，与占有全国资源、外有帝国主义援助的国民党军拼消耗，正中敌人下怀。开局一步就陷入被动。在敌人堡垒围困的面前，被博古视为救命稻草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要求红军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反击敌人的进攻，结果造成红军大量伤亡，完全束缚了红军的手脚，无法发挥善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虽然英勇顽强，却屡屡丧师失地。特别是广昌保卫战，主力红军因伤亡重大而放弃广昌的残酷现实，使李德、博古等人不得不考虑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6月25日，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决定。其后，在中央高层组织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秘密进行突围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赢得突围转移的准备时间，最高“三人团”针对国民党军六路进攻的实际，实行六路防御，节节抵抗战法。战至1934年8月底，原来广阔的中央苏区仅剩下最核心的几个苏区县份。在中央苏区的东线，只剩下长汀、宁化和连城、上杭的部分区域。温坊战斗，就是为了保卫长汀、拱卫红都瑞金的特殊背景下，为反击国民党东路军的猖狂进犯而展开的。

1934年4月底，随着广昌保卫战和建宁保卫战的失利，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从7月上旬起，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长汀、连城等地发起全面进攻。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红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敌人展开阵地战、继续拼消耗。结果，没有一路红军能够抵挡住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8月下旬，敌人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北部防线被敌人突破，东线也被敌人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战局形势更趋严峻。

在四面告急的形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不管。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作战，倒使红军反而打了胜仗。这就是由朱德筹划、部署，由林彪、聂荣臻等于9月初在连城朋口实施的温坊大捷。

温坊（现名文坊），是连城县朋口镇的一个行政村，隔着一座大山松毛岭，与长汀县钟屋村相邻。

温坊战斗包括9月1日和9月3日连续打的两仗，打击对象是国民党“围剿”军东路军蒋鼎文部之李延年纵队，红军参战的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统归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指挥。李纵队兵力有4个师，三、九、八十三、三十六师，19个团，人员充足，武器精良，系蒋介石的主力。然而，这部分敌军入闽作战已多年，兵力已较疲惫，而且自打败十九路军后甚为骄傲，在进攻闽西苏区时，经常又是和红军地方部队接触，没受过大的打击，思想上轻视红军。因为骄傲和轻敌，他们不满足于搞步步为营，筑垒推进，常常采用急进的方法，一次行军二三十里，甚至四五十里。这就给了红军利用运动战打击敌人的机会。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朱德为什么能够违背他们的意志而部署用运动战来进行温坊战斗呢?

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他即和周恩来一起多次对博古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提出批评和抵制，为此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博古等人为了顺利地推行他们的“进攻战略”，于1933年5月通过中央政府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机关撤回后方瑞金办公，同时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项英为副主席，并决定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这样，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人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朱德和周恩来一直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对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指示和命令，他们当然不能不执行。但是，在具体的军事指挥和战术部署问题上，仍然坚持正确的主张，和博古、李德、项英等人多次发生过争论，甚至联名向他们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博古和李德很不高兴，于是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前夕，将朱德从前方调回瑞金，把他和周恩来分离开。

1934年8月间，在博古和李德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部署失败以后，博古和李德认为红军已无胜利的可能，打算脱离政治局去研究撤出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而且李德患病，时好时环，只好由朱德负责主持中革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后，朱德签署下达的军委指示和命令有了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废除了武断专横的命令主义口气，表现出民主的、协商的作风，他曾在一封电报的末尾说：“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第二，反对拼命主义，特别注重强调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第三，反对实行阵地战和堡垒战，一般不搞“短促突击”，而用运动战来对付敌人。

由于军事路线有了以上改变，朱德才有可能在温坊战斗中运筹帷幄，用运动战的方法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次比较好的战斗。红军在温坊的连续两仗均出乎敌人意料，取得骄人的战果：共毙伤敌人2000余人，俘虏2400余人，缴枪1800余支，迫击炮6门，子弹44万发，迫击炮弹341发，手榴弹3000余枚，骡马50余匹，西药11担，以及各种通讯器材等物品。红军仅伤亡700人。

在国军北、南两路“捷报频传”的形势下，国民党东路军主力却连续两次在同一个温坊村遭遇惨败，被歼灭一个旅又一团。蒋介石震怒之下，下令枪毙了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的两次连续胜利，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 “围剿”中唯一一次较大的歼灭战，是一军团首长背离 “短促突击”作战指导思想取得的。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朱德在指挥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改变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拼命主义”、阵地战与堡垒战的那套，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特别注重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

温坊战斗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的背景下，在中央红军准备撤离苏区，进行突围转移的重要时刻，运用红军运动战术打败敌人堡垒政策而取得的一次经典战术，虽不能改变整个战局，却具有重要意义。温坊战斗成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前夕中国工农红军一次著名的运动战，红军以极小的伤亡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

连城朋口的温坊战斗是松毛岭战役的前奏，它与1933年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在连城组织的朋口战斗，在中共党史、军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曾分别载入1935年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红色中华》赞誉温坊战斗是“红军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为温坊战斗的胜利，组织了7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期密集性地连续报道，称温坊战斗“是红军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一页”。（作者：李贞刚 陈碧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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