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毛岭保卫战：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惨烈的最后一战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朱德为什么能够违背他们的意志而部署用运动战来进行温坊战斗呢?

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他即和周恩来一起多次对博古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提出批评和抵制，为此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博古等人为了顺利地推行他们的“进攻战略”，于1933年5月通过中央政府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机关撤回后方瑞金办公，同时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项英为副主席，并决定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这样，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人手中。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朱德和周恩来一直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对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指示和命令，他们当然不能不执行。但是，在具体的军事指挥和战术部署问题上，仍然坚持正确的主张，和博古、李德、项英等人多次发生过争论，甚至联名向他们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博古和李德很不高兴，于是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前夕，将朱德从前方调回瑞金，把他和周恩来分离开。

1934年8月间，在博古和李德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部署失败以后，博古和李德认为红军已无胜利的可能，打算脱离政治局去研究撤出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而且李德患病，时好时环，只好由朱德负责主持中革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后，朱德签署下达的军委指示和命令有了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废除了武断专横的命令主义口气，表现出民主的、协商的作风，他曾在一封电报的末尾说：“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第二，反对拼命主义，特别注重强调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第三，反对实行阵地战和堡垒战，一般不搞“短促突击”，而用运动战来对付敌人。

由于军事路线有了以上改变，朱德才有可能在温坊战斗中运筹帷幄，用运动战的方法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次比较好的战斗。红军在温坊的连续两仗均出乎敌人意料，取得骄人的战果：共毙伤敌人2000余人，俘虏2400余人，缴枪1800余支，迫击炮6门，子弹44万发，迫击炮弹341发，手榴弹3000余枚，骡马50余匹，西药11担，以及各种通讯器材等物品。红军仅伤亡700人。

在国军北、南两路“捷报频传”的形势下，国民党东路军主力却连续两次在同一个温坊村遭遇惨败，被歼灭一个旅又一团。蒋介石震怒之下，下令枪毙了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的两次连续胜利，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 “围剿”中唯一一次较大的歼灭战，是一军团首长背离 “短促突击”作战指导思想取得的。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朱德在指挥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改变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拼命主义”、阵地战与堡垒战的那套，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特别注重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

温坊战斗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的背景下，在中央红军准备撤离苏区，进行突围转移的重要时刻，运用红军运动战术打败敌人堡垒政策而取得的一次经典战术，虽不能改变整个战局，却具有重要意义。温坊战斗成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前夕中国工农红军一次著名的运动战，红军以极小的伤亡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

连城朋口的温坊战斗是松毛岭战役的前奏，它与1933年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在连城组织的朋口战斗，在中共党史、军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曾分别载入1935年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红色中华》赞誉温坊战斗是“红军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为温坊战斗的胜利，组织了7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期密集性地连续报道，称温坊战斗“是红军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一页”。（作者：李贞刚 陈碧珍 等） 

更多精彩，请关注《燃烧的红飘带——福建人与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