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趟血路的先锋大将

硝烟味越来越重

这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军壮举：

途中有上百条河流大川，上千座高山险峰，几十架敌机在侦察轰炸，几十万敌军在围追堵截。困难远不止这些:没有汽车，连马匹也不多，只有靠双腿；没有粮草，只好啃野菜，嚼青稞，煮皮带，喝马尿……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行军，创造了人类奇迹。

在这支铁流的最前面，有一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靠顽强和不怕牺牲为大部队踩出一条血路的英雄部队——红二师。

1934年10月16日，当夕阳的余晖投射到碧波涟漪的江西于都河上时，军号响了，一群长龙般的红军队伍要开拔了。

这是一次仓促的战略转移，事先没有和群众开告别会。但没想到老乡们已经从部队几天来的行动觉察出了什么，悄悄地作了准备，军号一响，立刻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有的把煮熟了的鸡蛋塞到战士们手中，有的抓一把炒豆放入指战员口袋里，有的拉住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深秋季节，于都河缓缓流着，显得肃穆庄重。红二师政委刘亚楼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乡亲们。这是他战斗了5年的地方，亲眼看到了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他不胜留恋。想到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蹂躏，他不禁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他放慢了脚步，但由前面传来的“紧跟上!紧跟上!”的呼唤，又使他迅速走上新的征程。

1932年，22岁的刘亚楼当上了红军师政委 图片来源于福建教育出版社

刘亚楼只知道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但没料到，这竟是他们战斗、行军一年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几天前，9月30日中午，通信员送来一份《红色中华》（第23期）。报纸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洛甫（张闻天）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读到红军将采取“新战略”时，刘亚楼感到蹊跷，在这段文字下圈画起来。

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推门而入，手里也拿着这张报纸。

“成武，什么事这么心急火燎的?”刘亚楼见杨成武气喘吁吁，急急匆匆，忙问。他们同是闽西人，早在省立七中（今长汀一中）就读时相识，参加红军后，又编在了同一个部队，既是战友，又是兄弟。

杨成武展开手中的报纸，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起来:“为了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器，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念完，他快人快语地问:“政委，这是不是个讯号呀?”

“我看是个讯号!”刘亚楼见杨成武也注意起这篇文章来，便爽快地表白了自己的看法，“仗打得憋气，早该想个法子了，我看这决非洛甫同志一个人的意见，应该是中央的一个重大部署。”

“政委的推测有道理，只是‘到敌人的远后方’这个情况来得突然，做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是个难题呀!”杨成武放下报纸，若有所思地说。

“具体行动，要等上级部署。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把思想搞通。”刘亚楼望着熟悉的战友，坚定地说。

杨成武告辞了，刘亚楼却陷入了深思…… 

蒋介石拉开第五次“围剿”的帷幕后，第三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就已经开始干预作战的以博古为首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委军事指挥权于李德。世间万事，大概要算战争最为神秘莫测，主帅易人，万里晴空就可能在分秒之间乌云密布。李德的到来，使中央苏区顿时“乌云密布”。

当刘亚楼听说李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时，起初是肃然起敬的，以为今后的胜利更有把握了。但李德“用牙齿去咬”敌人的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很快就使红军陷于被动。身在前线的刘亚楼对这种战法从不理解到怀疑。大雄关一战，红二师损失惨重。1934年1月底，刘亚楼和陈光率红二师随一军团开往福建建宁以北地区。3月，又南下三溪三坑作战，都是实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法。虽然红二师英勇顽强，个别战斗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却无力挽回。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毛泽东离开了红军，刘亚楼曾有过一丝不安、不祥的感觉，但随着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这种感觉渐渐淡薄以至消失了，现在“上面”的指挥和红军的现实又使他把那感觉寻了回来。开始时，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内心深处，但渐渐地按捺不住它的膨胀了。

“这几年出生入死，大仗小仗硬仗恶仗打过不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难受的!”一天，参谋长李棠萼捧来广昌保卫战中红二师“人员伤亡统计表”，刘亚楼发一阵呆后，终于愤怒地说，“我觉得在根据地采用‘短促突击’这种做法，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要战胜敌人，还是要用毛主席的战法，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接着他干脆把话题挑开了:“我们都要思考一番，仗为什么越打越窝囊?!”

对于眼前的局势，师长陈光、参谋长李棠萼自然也和刘亚楼一样，看不清楚，想不明白。问军团首长，也没有个满意的答复。

红二师这段时期没打出个名堂，部队伤亡和消耗却与日俱增，又得不到补充，政治思想工作难做起来。刘亚楼不免长吁短叹，也难免无端发火，从那时起，他的脾气大起来了——他急呵!他多么希望上级想个法子摆脱眼前的困境啊!

如今红军有了个“新战略”，是什么呢?他琢磨着，盼着中央的具体任务早点下来。

10月7日，刘亚楼和师长陈光正在黄陂圩一带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军，忽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带警卫员来到了指挥所。

“部队好吗?”林彪问话时脸庞紧绷，浓眉紧蹙。他不喜欢或者说不善于寒暄，他的话语简捷明了，比电报还电报。不过，对于所喜欢的人，他这电报可能会长一点，但还是经常没词儿。

“人人都窝了一肚子气!”刘亚楼回答。他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性格，一个内向阴沉得近乎孤僻，一个外露得欢快，快人快语，内心决不遮掩什么。刘亚楼能说会道，能冲善打，这是林彪欣赏他的一个方面。

“不是吗，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我们便处于被动地位，天天都在损兵失地，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陈光也是一员猛将，有啥说啥，决不藏在心里烂掉。

林彪与刘亚楼、陈光有相同的心境，他何尝不窝着一肚子气，但他从不轻易表露个人感情。他不想多听部下的“啰嗦”，说:“军委来命令了，要你们二师迅速把部队收拢起来，阵地交给江西军区红二十四师。”

刘亚楼和陈光精神一振，知道“新战略”开始实施了。

次日，林彪又来命令:二师向兴国东南之竹坝、黄门一带秘密集结，同时进行兵员、干部和弹药的补充。

在竹坝、黄门地区，红二师接了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分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除了枪支弹药外，还有二至四颗手榴弹，两至三双草鞋，几斤粮食，还为每个人准备了一束树枝，以插在背包上当伪装以防空袭。

“以往从来没有一下子发这么多东西，我看八成有什么新任务?”战士们既兴奋，又纳闷，纷纷猜测。

就在战士们不明不白时，刘亚楼一边读着只限于发到军团和师政治部的指令，一边也在忧心忡忡地猜测。

当他的目光落到“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长途行军与战斗情况中，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必须保证由政治上最强的部队担任侦察、警戒与后卫任务”时，神情变得越发凝重。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嗅到了一股硝烟味。

硝烟味越来越重了。

10月11日，刘亚楼和陈光根据“训令”正在师部制订工作与口号，以“迅速传达到连队中去”，忽地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接着便是骑马人急急滚落马鞍的声音。 

“报告，”军团司令部机要参谋进来，敬礼后送上一封信，信封上写有“绝密”两字。拆开后，刘亚楼和陈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一脸严峻。信中传达了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命令及行军路线:一军团先行，红一师为军团右前锋，红二师为军团左前锋。

天降大任，在枪林弹雨中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打仗需要先锋，正如矛枪要有尖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二师作为红军的王牌主力师，被定为左前锋。

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要在“死地”中求得生存，先锋部队打得怎样，枪头硬不硬，枪尖锐不锐，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如果说声威赫赫、战功卓著的红一军团是红军的王牌，那么，红二师当之无愧是红一军团中的王牌。对上级赋予的重任，刘亚楼和陈光早已料到。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后又彼此庄重地点点头。每当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往往是这种动作。从对方的眼神里，他们总能读出共同承受这重担的信心和力量。残酷的斗争，早已把他们锻炼成意志如钢、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硬汉子。

“政委，我们来部署一下吧。你看，哪团担任前卫?”陈光问。

“四团。”刘亚楼不假思索地回答。

历史选择了红军中最精锐的红二师，选择了24岁的刘亚楼和同样年轻的陈光。在关键时刻能被历史选中，自是份殊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不但要有忘我的牺牲精神，还要有过人的胆略才智，他们是改写历史的人。

临出发前，红军总司令朱德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划好的箭头，告诉刘亚楼和陈光应从哪里前进：你们在前面开路，动作要快，不然，后面的部队就要被堵塞住，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我们后面跟着你们来。

长征前，包括瞿秋白、陈毅等高级干部在内的许多伤病员都被勒令留下。反“围剿”中挂彩、行动困难的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也是其中之一。但刘亚楼舍不得丢下手下这员爱将，说无论如何抬也要抬着耿飚走。耿飚后来说，这等于救了他一命，在那种情况下留在苏区凶多吉少。

黄炜华也是因为刘亚楼抗拒李德、博古们的命令，得以参加长征的。

1934年10月16日，红二师从江西于都穿心店出发时，在师部任统计参谋的黄炜华大病在身，高烧40度，头昏眼花，浑身无力站起，更不用说走路了。但他不愿到后方医院养病，请求刘亚楼把他留在部队，让他随队行动。

有人说：“黄炜华病得走路摇摇摆摆的，怎么能随队行动？岂不拖累了大家？”

这话确也在理，刘亚楼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似乎颇感为难。但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叫来卫生队政委王奇才说：“你派一副担架，把黄炜华抬上走！”

卫生队抬着黄炜华跋山涉水顶风冒雨三天，他的病才慢慢好起来，可以正常行军作战了。

黄炜华将军向笔者谈及往事时，动情地说：“我能参加伟大的长征，能在长征中战胜病魔和困难，能为革命事业作些贡献，是党关心和爱护的结果，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总要想到和怀念刘亚楼司令员。”

红二师初试锋芒，是10月13至14日信丰河边的一场战斗。

红军被迫离开苏区，于蒋介石不啻是个喜讯。这位早欲置红军于死地的枭雄，决心不给失败的红军以喘息之机，一鼓作气把火扑灭。他调兵遣将，命广东军阀余汉谋在江西安远和信丰一线，以五岭山脉作屏嶂，修筑诸多碉堡，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也就是围追堵截红军的第一道防线。

红二师连续走了几天，正愁见不到敌人，这下见有仗可打，上至师长政委，下到马夫炊事员，个个来劲，士气高昂。

刘亚楼和陈光商议:“信丰一战，是走出根据地以来第一次和敌军对阵，一定要打得干净、利索，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他们令五团、四团分别从安息、古陂出击，六团随时接应。

战斗只打了一天一夜，就把几个师的守敌打个稀里哗啦，一口气歼敌一个团。长征以来敌我双方的第一次对峙，就在信丰河边结束了。

“关公温酒斩华雄，红军锐气胜关公!”看到部队旗开得胜，而且打得这么利索痛快，不是诗人的刘亚楼跃马信丰河，竟有了佳句。

就在他和陈光精神抖擞继续挥师西进时，背后升起了一团团火焰，那是当地群众在焚烧被红军攻破的“乌龟壳”（碉堡）。

“蒋介石看到他的乌龟壳烧成了豆腐渣，该有多伤心。”刘亚楼回首，不无戏谑地对陈光说，那张脸被熊熊的火光映得分外坚毅。

红二师乘胜扬威，如锐不可当的铁军，一路所向披靡。11月突破湘、粤两省军阀“合作”的第二道防线，同月中旬再接再励，又抢占九峰山，突破敌第三道防线。尔后长途奔袭，飞渡潇水，攻占咽喉要地道县。

战争中的任何高明的战略战术，只有充分利用时间才能实现。快速的行军，足以增加取胜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恩格斯语）。刘亚楼非常强调利用军队的快速机动来争取战斗的胜利。在多次实施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战术：更好地利用部队的两条腿，而不是刺刀。

刘亚楼和陈光率领红二师，逢城攻城，遇隘夺隘，将是勇将，兵无孬兵，个个猛如虎狮，人人争露锋芒，在枪林弹雨中硬是为全军趟开一条血路。全师上下的英雄气概吓破了敌胆，几场战斗下来，有时大部敌军遭遇上了红军而不敢交战，生怕成为红军的刀下鬼。接到捷报，周恩来和朱德赞曰：红二师开路好快！

更多精彩，请关注《燃烧的红飘带——福建人与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