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趟血路的先锋大将

天降大任，在枪林弹雨中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打仗需要先锋，正如矛枪要有尖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二师作为红军的王牌主力师，被定为左前锋。

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要在“死地”中求得生存，先锋部队打得怎样，枪头硬不硬，枪尖锐不锐，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如果说声威赫赫、战功卓著的红一军团是红军的王牌，那么，红二师当之无愧是红一军团中的王牌。对上级赋予的重任，刘亚楼和陈光早已料到。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后又彼此庄重地点点头。每当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往往是这种动作。从对方的眼神里，他们总能读出共同承受这重担的信心和力量。残酷的斗争，早已把他们锻炼成意志如钢、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硬汉子。

“政委，我们来部署一下吧。你看，哪团担任前卫?”陈光问。

“四团。”刘亚楼不假思索地回答。

历史选择了红军中最精锐的红二师，选择了24岁的刘亚楼和同样年轻的陈光。在关键时刻能被历史选中，自是份殊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不但要有忘我的牺牲精神，还要有过人的胆略才智，他们是改写历史的人。

临出发前，红军总司令朱德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划好的箭头，告诉刘亚楼和陈光应从哪里前进：你们在前面开路，动作要快，不然，后面的部队就要被堵塞住，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我们后面跟着你们来。

长征前，包括瞿秋白、陈毅等高级干部在内的许多伤病员都被勒令留下。反“围剿”中挂彩、行动困难的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也是其中之一。但刘亚楼舍不得丢下手下这员爱将，说无论如何抬也要抬着耿飚走。耿飚后来说，这等于救了他一命，在那种情况下留在苏区凶多吉少。

黄炜华也是因为刘亚楼抗拒李德、博古们的命令，得以参加长征的。

1934年10月16日，红二师从江西于都穿心店出发时，在师部任统计参谋的黄炜华大病在身，高烧40度，头昏眼花，浑身无力站起，更不用说走路了。但他不愿到后方医院养病，请求刘亚楼把他留在部队，让他随队行动。

有人说：“黄炜华病得走路摇摇摆摆的，怎么能随队行动？岂不拖累了大家？”

这话确也在理，刘亚楼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似乎颇感为难。但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叫来卫生队政委王奇才说：“你派一副担架，把黄炜华抬上走！”

卫生队抬着黄炜华跋山涉水顶风冒雨三天，他的病才慢慢好起来，可以正常行军作战了。

黄炜华将军向笔者谈及往事时，动情地说：“我能参加伟大的长征，能在长征中战胜病魔和困难，能为革命事业作些贡献，是党关心和爱护的结果，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总要想到和怀念刘亚楼司令员。”

红二师初试锋芒，是10月13至14日信丰河边的一场战斗。

红军被迫离开苏区，于蒋介石不啻是个喜讯。这位早欲置红军于死地的枭雄，决心不给失败的红军以喘息之机，一鼓作气把火扑灭。他调兵遣将，命广东军阀余汉谋在江西安远和信丰一线，以五岭山脉作屏嶂，修筑诸多碉堡，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也就是围追堵截红军的第一道防线。

红二师连续走了几天，正愁见不到敌人，这下见有仗可打，上至师长政委，下到马夫炊事员，个个来劲，士气高昂。

刘亚楼和陈光商议:“信丰一战，是走出根据地以来第一次和敌军对阵，一定要打得干净、利索，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他们令五团、四团分别从安息、古陂出击，六团随时接应。

战斗只打了一天一夜，就把几个师的守敌打个稀里哗啦，一口气歼敌一个团。长征以来敌我双方的第一次对峙，就在信丰河边结束了。

“关公温酒斩华雄，红军锐气胜关公!”看到部队旗开得胜，而且打得这么利索痛快，不是诗人的刘亚楼跃马信丰河，竟有了佳句。

就在他和陈光精神抖擞继续挥师西进时，背后升起了一团团火焰，那是当地群众在焚烧被红军攻破的“乌龟壳”（碉堡）。

“蒋介石看到他的乌龟壳烧成了豆腐渣，该有多伤心。”刘亚楼回首，不无戏谑地对陈光说，那张脸被熊熊的火光映得分外坚毅。

红二师乘胜扬威，如锐不可当的铁军，一路所向披靡。11月突破湘、粤两省军阀“合作”的第二道防线，同月中旬再接再励，又抢占九峰山，突破敌第三道防线。尔后长途奔袭，飞渡潇水，攻占咽喉要地道县。

战争中的任何高明的战略战术，只有充分利用时间才能实现。快速的行军，足以增加取胜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恩格斯语）。刘亚楼非常强调利用军队的快速机动来争取战斗的胜利。在多次实施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战术：更好地利用部队的两条腿，而不是刺刀。

刘亚楼和陈光率领红二师，逢城攻城，遇隘夺隘，将是勇将，兵无孬兵，个个猛如虎狮，人人争露锋芒，在枪林弹雨中硬是为全军趟开一条血路。全师上下的英雄气概吓破了敌胆，几场战斗下来，有时大部敌军遭遇上了红军而不敢交战，生怕成为红军的刀下鬼。接到捷报，周恩来和朱德赞曰：红二师开路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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