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曾是罗马人的“奢侈品”？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驱动下的文明碰撞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文化遗存

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很早变点燃跨越传递的火炬，陆路和海路交通是最重要的交流渠道。“海上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海外，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近代西方各国发展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等科技知识，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经过中国化改造，与传统文化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丝绸成罗马帝国时尚消费品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古代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20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提出了“丝路有陆、海两道”，此后法国学者让?菲利奥扎首次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以丝绸命名的中国通往西方各国的贸易和交往通道，是广义上最早的中西交往通道，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由此展开。

西方对于中国的最初认识，是从丝绸开始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蚕丝已传到西方。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人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在古希腊的著作中，把中国称作“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正式形成。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由此，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了新纪元。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西亚及更遥远的西方。同样，汉武帝也开辟了海上通道。他派遣黄门译长带领招募的人员携带丝织品和黄金等出海，换回明珠和其他珍宝异物。黄支国南面的已程不国，是汉代海上使者所到的最远一站。据学者考证，汉代使臣的航线，大致是经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到达孟加拉湾，再由印度东海岸，经斯里兰卡回航。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从中国广东向外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沿着海岸远航至印度洋的孟加拉湾。

公元一、二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以印度东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就是丝绸文化。汉代中国丝货在地中海地区大受欢迎。根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身上所穿的丝袍，就是用中国丝织成。罗马恺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质地的长袍进入剧场，引起了轰动。一时之间，丝绸成为罗马贵族妇女争相购置的服饰，成为罗马帝国最时尚的消费品之一。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四世纪，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也在精神层面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追求美的视野。唐代中国的航海技术继续发展，地理学家贾耽对当时海上交通航线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这条以运输丝绸到西方的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是一条从广州出发，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再由印度驶向阿曼湾，最终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海上航路。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宗教传入的重要途径

瓷器成对外输出大宗货物

除了丝绸之外，晚唐时期，华瓷开始远销北非的埃及。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等地。中国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驶来的海船，帆幡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海港也发展起来。

唐宋以后，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瓷器被称作“chin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由于沉重易碎的瓷器经陆路运输极易颠簸坏损，因此海运凸显出其优越性。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世纪，中国已开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造船与航海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促使海路交通日益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途径。南宋朝廷十分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不仅在沿海各地陆续设置市舶司，而且还派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民间商人活跃于海外各国港口，阿拉伯商人大批来华经商，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更加详细。赵汝适《诸蕃志》一书记载了埃及的情况，信息很可能是到泉州贸易的埃及商人直接带来的。

元代陆海并举，中西交通路线空前扩展与畅通，造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了解。此时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概念，已从两汉与唐宋时期的中亚、西亚、北非地区扩展到了欧洲。当时，从泉州、广州到波斯湾的海路交流极为活跃。元末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一书，记载华商所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国家和地区，共载有220多个国名和地名。著名的马可?波罗来中国走的是陆路，回国走的是海路。驰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明珠，而且所叙述的中国富庶繁荣，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航海来华，在泉州登岸。他的《游记》赞誉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并介绍了中国与印度、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地区的海运贸易盛况。

发展到明代，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自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这是中国人首次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与外部世界和平交往的壮举。七下西洋持续28年之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志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发展至人类历史的巅峰,同时也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鼎盛。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满载着深受各国喜爱的绫绢、纱罗、彩帛、锦绮、瓷器、药材等物品，航行于南海直至印度洋。使团每到一地都以中国丝绸和瓷器等馈赠给当地国王或酋长，并以中国丝绸等物品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推进了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

踏海而来的宗教传播与交流

伊斯兰教“圣训”记载了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一条训教：“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这条训教也许出自后世，但曾经激励不少穆斯林东来中国寻求学问。唐宋时期，中国文化技术受到阿拉伯人的关注和赞赏，许多中国器物为阿拉伯人所使用，其制作技艺随之西传。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家思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海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而其中宗教的发展、传播对世界人民有更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中，有不少外国或中国僧人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有昙摩耶舍、菩提达摩、法显、义净等。同样，在伊斯兰教东传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当时穆斯林商人一手提着货物，一手拿着《古兰经》，乘着海船向东方驶来，在中国古代名港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留下了不少伊斯兰教的遗迹。16世纪天主教耶苏会传教士入华也大都由海路而来，如利马窦、汤若望等，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天主教教义，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从而在西方形成一股东方热潮。中国既是宗教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宗教文化的传播者。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曾对周围国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佛教在传入日本、朝鲜的过程中，中国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对其影响巨大。此外，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也随着海员、海外移民而传入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其影响不容忽视。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佛教交流更加频繁、通畅，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中国佛教在吸取印度佛教的思想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各种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又影响到其他国家，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公元960-1225年期间，越南建立起来的几个禅宗派别(毗尼多流至禅派、无言通禅派和草堂禅派)都是由中国传入的。一些宗派在中国消亡了,却在日本、朝鲜半岛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例如三论宗、法相宗很快在中国衰退了，在日本却盛极一时。日本的天台宗引进了《梵网经》的大乘戒,吸收了真言密教和禅宗的一些思想,和中国的天台宗并不一致。还有一些外国僧人对中国佛教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印度僧菩提达摩、新罗僧元晓等，不一而足。佛教文化的这种双向交流贯穿了整个佛教发展史。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条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早期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和商人是密不可分的，传教士大都搭乘商人的海船前来，有时还受到商人的资助，甚至商人本身就是传教士。15、16世纪基督教的传入，目的之一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加入到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传教士的使命和贸易是有关联的。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流传到海外，有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主动派人来学习的因素，也有由于贸易往来、人员逗留,造成中国文化不自觉的溢出。从这方面来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而且也间接地促进了民族、国家间的交流和了解，它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主要以丝绸、瓷器等物品输往西方的航路，此时更多地加入了西方的因素，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各洲的海上大动脉。通过不断延伸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改变了欧洲时尚，同时宗教融合改变世界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推动了世界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传播和影响，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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