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聚厦研讨闽派书画的“一带一路”历史

“闽派丹青”书画展现场

被誉为福建艺术史上规模最大、阵容最强、规格最高的“闽派”书画系列活动，近日在厦门落幕。与会专家不仅对“闽派书画”重新进行定义，也对“闽派书画”如何走向“一带一路”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闽派书画”各擅胜场

“晚清以后，‘闽派’绘画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在“闽派”书画系列活动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朱万章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说，林纾既是一个翻译家，也是一个诗人、文学家，他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承继了明清时代文人画余绪，奠定了“闽派”山水画发展的基础；李耕、李霞、黄羲等人从黄慎怪诞的人物画风中吸收养分，是近代人物画中世俗性与商业化交融的一个缩影；琯樵、沈耀初等人根植于闽地又辑射至台海，其影响力扩至东南亚，若论台湾画史，他们的绘画是不可绕过的“重镇”；陈子奋、郑乃珖、宋省予等一代画家，画兼多艺，或擅画人物，或擅写花鸟，同时兼擅山水。他们的绘画开辟了“闽派”新风。

在朱万章看来，现当代的“新闽派”画家，可谓各擅胜场。李硕卿以山水知著，其代表作《移山填谷》成为1949年后红色主旋律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山水画家张晓寒，不仅留下了大量艺术佳构，还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于福建的美术教育与艺术传承，居功至伟。

其他如翁振兴、林良丰、汤志义等，其作品不仅有深厚的传统功力，而且笔墨语言丰富，特色明显，有回归主流画坛之势。至于活跃于闽地之外的闽籍画家，则不胜枚举，如沈福文、范迪安、许江、徐里、蔡国强、邱志杰、林锴、沈柔坚等，或专事美术教育，或画坛翘楚，或享誉一地，或一专多能，以独有的艺术形式丰富了“闽派”绘画的内涵，受到主流画坛关注。

朱万章说，“闽派”画家人才辈出，各有千秋。他们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既有融合，也有独行；既居支流，又入主流。他们是具有综合实力的一个绘画群体，不仅有深厚的国画功底，同时还吸收了外来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他们的影响力遍及粤东、上海、台湾及东南亚，尤其对台湾画坛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能见到挥之不去的痕迹。

“闽派”的海丝之路

以“海丝”为背景，来宾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勾勒了早期“闽派书画”在“一带一路”上形成影响力的基本路线。

新加坡东方人文艺术馆名誉馆长谢忝宋，讲述了“南洋画风”的由来。

他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厦门闽籍画家林学大也来到了南洋，于此受到了当时在新加坡经商，集美中学的校友，陈嘉庚之子陈厥祥先生的邀请，并在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支持下，于1938年筹办了“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并出任校长。与此同时，林学大又遇上了刘抗、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四位开创南洋风格的大师，其教学理念与林学大不谋而合。在合力倡导与宣扬共同理念之下，加深了南洋风格艺术对下一代的影响。

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钟正山美术馆馆长钟瑜指出，20世纪以前的马来亚没有承传的文艺，从战前的30年代，以厦门美专为蓝本的美术教育模式被林学大等人移植到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院，开创了海外版本的中国近现代西式美术教育体系。60年代，马来西亚建国，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以南洋美专的模本，开创和建设马来亚国家美术教育的蓝图。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际，钟正山以一校两制模式开创中国新的现代设计艺术教育体制，将国际化的现代设计艺术教育倒流回中国。

“纵观自上世纪3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的70年时间，以厦门美专为代表的早期中国西式美术教育模式外销东南亚，落地生根之后，再开花结果，与此同时又将新模式输入中国。这是一条海外华人文化一脉相承的道路，超越一个单一国家的意识，不是在一个国家美术史框架之下可以涵盖的，与此同时，也弥补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留空的海外篇章，展现了20世纪初移民画家如何在新土壤上耕耘的成果。”钟瑜如此认为。

“走出去”“请进来”

“闽派”的说法，虽然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但不可否认与“闽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把“闽派书画”发扬光大，与会者认为，在潜心绘事，自身强硬的前提下，“走出去”和“请进来”是当下“闽派”绘画的主要选择。

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认为，有关闽派，得从地域、空间界限去论述，“闽派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内涵、贡献以及它的影响不是以一个概念有没有就能代替的，是要在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别人才会认可，这样的闽派才可以站得住脚。”

梁江建议，闽派学术研究要将视角放宽，要关注民俗、民间的东西，并归结到闽派的问题里面进一步去研究。有关闽派研究开一次会议解决不了问题，而是要福建本地的艺术家，本地的机构有更多的担当。梁江设想，福师大艺术学院能不能有一个闽派艺术研究中心，搞一个研究所，出一些专题，作一些学术活动，“如果觉得人力不够可以聘请全国的专家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学术气氛也有了，成果也有了，这样闽派的研究就会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