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男偏好依然十分强烈的深层原因 ——全国六个县村规民约调查报告（上） 编者按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阻止我国性别平等的最大障碍之一。 出生性别比失衡与性别平等是什么关系？中央党校性别团队带着上述问题，到湖北、广西、安徽的6个县进行村规民约调查。该调查以性别平等为重心，从生男偏好、民风民俗、资源分配、村规民约文本4个方面着手，进行深度访谈座谈以及数据收集。调查显示，有关性别不平等状况依然存在，必须引起重视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改进。 该团队在个案分析与问卷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五方面的调查发现与建议。本版分上下两篇陆续刊登。 ■ 李慧英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阻止我国性别平等的最大障碍之一。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统计，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性别平等的排序。在这里探讨的是，出生性别比失衡与性别不平等是怎样发生关联的。 2016年11月，中央党校性别团队分别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湖北省的6个试点县，进行深入调研。该调查以性别平等为重心，从生男偏好、民风民俗、资源分配、村规民约文本入手，分别在12个村和6个社区召开座谈会并进行深度访谈。在6个县政府的协助下，发放并回收1508份调查问卷，通过定性和量化调查探究性别平等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内在联系。 生男偏好依然十分强烈 生男偏好有两种，一种是喜欢某一性别，但不会为此进行生育选择。另一种是必须要男孩，不生男孩誓不罢休。本文谈到的生男偏好指的是第二种情况，它已经成为一种生育情结。 了解生男偏好，既可以从生育观念入手，也可以从生育行为入手，后者更可以反映深层的生育意愿。 数据统计显示，纯女户比例最低，纯男户比例居中，有儿有女户比例最高。 从项目县纯女户比例来看，纯女户占比最高的是安徽B县15.73%，占比最低的是湖北B县只有5%。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的出生性别比100：107计算，纯女户占比应当是23.33%。而实际数据显示，6个县的纯女户大大低于这一比例，4个县都在10%以下。反映出千方百计要男孩的生育观念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纯男户的占比排在第二位。纯男户占比最高的湖北A县32.11%，占比最低的广西A县18.21%。这里存在着一个规律，纯男户占比高的地区，有儿有女户就会低一些，反之，有儿有女户就高一些。说明两点：第一，在二孩控制严的地区，就要从纯男户上找回来，必须要男孩。第二，在二孩控制不严的地方，生育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必须是男孩。 出乎预料的是，有儿有女户的比例最高。有儿有女户占比最高的是广西B县高达73.92%，最低的是安徽A县57.95%。这里反映了村民的双重愿望，必须要二孩，在二孩中儿子又是必须的。生男情结并未伴随“全面两孩”政策消失，而与“全面两孩”政策纠结在一起。 村庄的风俗习惯 生男情结，扎根在乡村社会的风俗文化里，从婚丧嫁娶，到姓氏传承，以及家谱祠堂等，都在延续、固化一定要儿子的生育观念。因为司空见惯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成为无所不在而又熟视无睹的文化现象，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婚礼习俗：男娶女嫁 各个地区的婚礼仪式细节上千差万别，但是男娶女嫁却惊人一致，不论是在汉民族还是在少数民族。男娶女嫁是一种强制性的婚居模式，即女方结婚一定要居住在男方家，而不能留在娘家，女方要为男方父母养老送终，生儿育女。这种婚居模式的生命力更多来自于村民内心对此的认同。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女孩结婚后必须住到婆家的认同度普遍高达78%以上。其中湖北B县高达90%，广西B县达到89%，安徽B县达到84%。 根据调研情况来看，汉民族更讲究男女有别，男娶女嫁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从定亲到迎娶，男方家的角色是花钱，女方家的角色则是要钱。男性结婚要娶妻，女性结婚要嫁人，男娶女嫁的婚居模式始终没变。这就使得生男生女不一样，生儿子可以为父母养老送终，养女儿是为公婆养老送终，成了赔钱货，女儿的价值大大贬值。 葬礼习俗：男女有别 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死亡是生命历程的终点，也就有了葬礼。性别排斥的观念正是通过葬礼被强化的。在汉民族葬礼上对于男女、亲属、辈分都有严格规范，通常是男性在葬礼上扮演主要角色，如儿子主持葬礼。 男性主持葬礼，6个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比较低一些，通常在35%左右，一类更高一些，达到50%左右，在6个县里都有排斥女孩祭祖的情况。 这种男女有别的习俗，使得男孩成为必须，哪怕在家里不能为父母尽孝，也能在大庭广众的葬礼上，显示出有男孩的面子。这种男女有别的葬礼使得没有男孩的家庭压力特别大，以至于送终的葬礼难以举行。 祠堂神台与家谱 在湖北、安徽和广西，不少家庭都摆有神台，神台指的是家中摆放的祖先的牌位。 在湖北B县等汉族地区，神台放在一进门的厅房里，在广西壮族地区则放在楼上最高的地方，用来祭拜祖先。这里的祖先全部都是父系祖先，在各种节日祭拜祖先已经成为固化的风俗。父系祖先是家庭延续的链条，没有儿子，链条就会断裂脱落，这就使得男孩价值远远高于女孩价值。 调研发现，6个县都有大姓，一个大姓两个大姓三个大姓不等，在各个县村庄中所占比例少则达到一半以上，如湖北A县达到58.51%，最多的是安徽的A县高达85.32%。不少大姓都争先恐后修建祠堂，其中有3个县修建祠堂村庄比例均超过60%，有些将废弃的小学校改为祠堂，有些在空地上建起祠堂。 祠堂的出现说明，乡村的家族有一定的凝聚力，很多祠堂都是家族内部成员按照财务公开透明的原则集资修建的。同时，祠堂也强化了父系祖宗的重要性，没有儿子就没有办法形成父系，所以，儿子的繁衍是必须的。 几乎每个县都有家谱和族谱，越是有经济实力，同时认同父权制文化，家谱族谱就越兴旺。在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氛围内，家谱族谱成为新时尚被推崇。族谱和家谱一定会强调姓氏，如杜家族谱、王家家谱，姓氏是按照父系传承的。这在农耕社会是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的，女孩子不能传姓氏，也不能入族谱家谱。 在6个项目县，绝大多数的村民都认为孩子要跟父姓，因为女方家会有自己兄弟家的孩子。子女随父姓的认同度在所有选项中认同度最高，基本都在90%。 即使是少数的上门女婿，也是随孩子父亲的姓氏。一位纯女户的女性家长对自己将来女儿的希望是，“无论男女，也没有想过随自己家姓，毕竟一直以来都是随父亲姓的，别人家的孩子娶自己女儿也是希望孩子随父亲姓，进行传宗接代，不太想闹出更多矛盾。”在广西走访的村庄中，不论是壮族还是汉族，村民都认为孩子要跟父姓。结果是，生育男孩就成为必须，否则，家谱族谱就无法续下去。 村规民约与集体资源分配 从数量上来看，6个县的村规民约文本占到八成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村规民约一旦遇到集体利益分配，就容易排斥妇女，对于婚姻变动的妇女往往严格限制。 宅基地分配 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这样的选择题：宅基地只分男孩。回答“是”和“大多数是”的村庄有一半，其中最高的是湖北B县64.32%和安徽B县60.78%，最低的是广西B县39.85%，安徽A县43.63%。也就是说，宅基地分配在50%的村庄有性别选择，遵循的规则是分男不分女。一个家庭无论有几个儿子，也不管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否结婚都可以获得宅基地。 女儿结婚要留在村里就会受到苛刻限制，有儿子的家庭女儿不能招婿，纯女户家庭只能有一个招婿，理由就是男娶女嫁。 耕地分配及村民待遇 耕地山林池塘都属于生产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的初期，耕地是按照土地保障的原则——男女老少人均一份进行分配的。男性农民获得土地后可以“一直拥有”，而得到土地的女性农民的耕地常常“得而复失”。 在女性农民中，婚姻的变化对于土地权利带来的影响最大。首先是结婚，有儿有女的家庭严格限制女儿结婚留在村里，其撒手锏就是取消村民待遇，土地收回福利取消。调查发现：在6个项目县有儿有女的家庭，“女儿结婚不享有村民待遇”一项达到22.2%。其中该项比例最高的是湖北B县，达到44.6%。 随着女性结婚，娘家村的所有福利一律取消，不再继续享有，包括土地。如果，将儿女双全户和纯女户加起来认识资源分配对于女儿的限制，就可以看到女儿不能享有村民待遇在6个县普遍存在，湖北B县最为严重超过一半，占59.28%，广西B县达到54.14%。 如果女性遵循父权制的规则，嫁到男方所在地，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应该享有村民待遇。一旦婚姻出现变故，女性不再作为媳妇，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又会遭遇困境：留不下，婆家村会排斥，既然已经不再是婆家媳妇，就不能享有村民待遇，常常导致农村妇女“两头空”。在这里，排斥最强烈的是安徽B县53.67%。而男性的情况却不同，已经脱离了农村的公务员，平均35.77%都在农村保留着村民待遇，形成了极不合理的“两头吃”。 完全没有性别歧视的村庄少而又少，在1508份问卷中只有8个村庄，比例只占0.67%。而且，制定村庄性别规则，妇女代表平均在22%，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三分之一以上相差10多个百分点。由此，集体资源分配规则，成为最大的利益导向，强化了生女不如生男的生育观念。 生男偏好的生育观念，与村庄的风俗习惯以及集体分配制度，相互连接互相支持，从而构成稳固的性别不平等的三角结构，使得出生性别比失衡得以长期存在。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