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文成

近年来，“假离婚”现象屡见不鲜。为了规避房地产限购政策 “一家分两家”，为了在拆迁中获得更多补偿 “一户变两户”，为了躲避债务转移财产“夫妻分家”……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不少夫妻“喜气洋洋”地领取了离婚证，殊不知，人财两空的窘境正步步紧逼，“假离婚”存在“真风险”。

离婚动机不影响离婚效力

2016年春，李女士将前夫胡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离婚协议》无效。李女士称，二人于2001年登记结婚，婚内由于生育问题等种种原因导致婆媳关系紧张。

为了缓和婆媳关系，让病重的老人“消消气”，胡先生提议二人办理“假离婚”，待老人身体略有好转后悄悄办理复婚手续。于是，两人以“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为由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然而，现在婆婆已经出院，胡先生对复婚一事闭口不提，且拒绝与李女士办理复婚手续。

无奈之下，李女士只能寻求法律帮助，请求确认二人《离婚协议》无效。然而，审理过程中，李女士无法就自身主张举证。胡先生则提交了有李女士签名及手印的《离婚协议》。显然，在此情况下，法律无法帮助李女士恢复婚姻关系。

□ 法官释法

本案中，即便李女士能够证明离婚动机为“假”，亦不能直接恢复婚姻关系，双方仍需按照法律规定在自愿的基础上办理复婚手续。而一旦胡先生并无复婚意愿，法律也无法强迫胡先生与李女士恢复婚姻关系。

以本案为典型，“假离婚”中，至少一方是抱着之后复婚的动机办理离婚手续的。然而发生法律效力的是当事人自主作出的、明确的、外在的意思表示，动机如何并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换句话说，只要自愿、明确地作出了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办理了相应的离婚手续，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加之“假离婚”的情节在事后难以举证证明，在法律层面上，“假离婚”通常会带来“真离婚”的法律效果。

“不离家”不等于“看住家”

2016年7月，蒋女士将前夫韩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韩先生名下的一处房产。

蒋女士称，二人是为了规避限购政策办理了“假离婚”，离婚后二人并未分居，直到不久前二人发生矛盾才正式分手。现韩先生名下的三居室房屋，虽然是“离婚”后韩先生以个人名义购买并办理贷款手续，但首付款是二人共同支付，贷款系二人共同偿还，故该套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然而，庭审过程中，蒋女士未能就“假离婚”充分举证，亦未能证明其曾参与出资购房，而二人的离婚协议中确已对财产进行了分割。因此，法院无法采信蒋女士所述情况，无法支持其要求分割前夫韩先生离婚后所购三居室房屋的主张。

□ 法官释法

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后即解除了婚姻关系。相较于婚姻关系，法律对于同居关系的保障明显较弱。因此，即便“离婚不离家”，继续保持同居关系，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亦无法推定为双方共有,在发生纠纷时仍需查明双方同居期间是否发生财产混同，是否共同出资、共同取得相应财产。

本案中，虽然蒋女士与韩先生“离婚不离家”，但无法据此推断二人财产混同，也无法径行推断蒋女士出资参与了韩先生离婚后的购房行为，因此，蒋女士要求分割韩先生离婚后所购房产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办理离婚手续后不再享有配偶权利

2015年，张女士和刘先生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写明“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然而一年后，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刘先生净身出户。

张女士称，二人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拆迁补偿才办理了“假离婚”，离婚后，双方继续共同生活。但刘先生与她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经过考虑，现在张女士决定放弃二人的婚姻。张女士认为，刘先生婚内出轨，理应净身出户，不分或少分财产。

由于张女士和刘先生办理离婚手续时并未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法院受理了该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虽然张女士提交录音、录像等证据证明刘先生确与异性关系亲密，但张女士所提交的证据均指向“离婚后”刘先生行为不当。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对二人离婚后财产进行了分割，但并未支持张女士多分财产的请求。

□ 法官释法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互负忠实义务。在离婚诉讼中，一方有重婚、与他人同居等重大过错行为的，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一方有出轨等一般过错行为的，在财产分割中可对无过错方予以适当多分。

然而，一旦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即丧失了主张忠实义务的身份基础，所谓的“出轨”只能诉诸道德批判与良知谴责，无法再寻求法律的救济。本案中，张女士虽主张二人是“假离婚”但并无法就此举证，且刘先生的不当行为确实发生在“离婚登记”之后，因此，张女士无法基于刘先生的“出轨”情节在分割财产时获得法律的特殊保护。

共同债务无法轻易逃脱

周某与王某婚后注册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一家餐馆，后因经营不善欠款15万元。

为了逃避债务，周某与王某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中约定周某净身出户，所有存款归王某所有，王某不负担婚内债务。后债权人起诉二人，要求偿还债务。王某称，自己已经和周某离婚，离婚时约定了债务由周某负担。周某则称，自己愿意还债但是有心无力。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定，餐馆为周某、王某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开立，餐馆收入用于二人家庭生活，因此15万元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虽然二人已经离婚，且对财产、债务负担作出了约定，但该约定不能约束债权人，因此周某、王某应共同偿还债务。

□ 法官释法

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双方离婚时对债务负担的约定并不能对抗债权人。因此，本案中，周某与王某的“离婚”情节并不能起到规避债务的作用。

由上述案例可知，“假离婚”具有极大的法律风险，一旦婚姻关系解除，当事人就丧失了互为夫妻的身份关系，能否复婚全凭双方自愿。随之而来的是配偶权利的丧失及夫妻共有财产制的终止，无论情感上还是财产关系方面，当事人均不再受婚姻法的特别保护。加之“假离婚”中的约定不能影响第三人的利益，煞费苦心的安排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对当事人来说，“假离婚”实属高风险、低收益的不智之举。

法治社会讲求诚实信用，任何利益的获取均应采取合法、正当的手段，为蝇头小利而“假离婚”，既有违诚信原则亦得不偿失，实需引以为戒，敬而远之。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