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7年之久，强奸116人之众，这一全国罕见的安徽临泉戴庆成强暴留守妇女案，从3月21日《新安晚报》首次以“人前装孝子夜间变恶魔”为题予以曝光，直到4月18日《新京报》刊登“安徽‘连环强奸案’与农村治安难题”进行追踪报道，始终处于舆论的漩涡当中。

通过各路媒体的连续采访，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借助这起恶性犯罪，走进人们视线。作为驻留乡土的特殊群体，她们集农民和妇女两个弱势身份于一身，在农村治安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当青壮年男性为了生计纷纷远离家乡，作为家庭和农务的主要承担者，这些女人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失去了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针对这起案件的报道，一些门户网站和纸媒，没有对留守妇女的人身安全予以关照，反倒在标题中突出“受害者大多沉默”的字样，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和“有恃无恐”，归因于留守妇女的“忍气吞声”。责备留守妇女愚昧、怯懦、胆小怕事，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有网友评论说，此事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留守妇女的寂寞，为犯罪分子开脱。

的确，如果第一个被强暴的妇女主动向公安部门报案，或许可以避免接下来115个妇女受害;假如每一个妇女都能在歹徒的尖刀面前大声呼喊，或许犯罪分子会被吓得逃之夭夭。但这都是我们对正常社会生态的合理想象，却无法在留守妇女身上兑现。

作家王小波说过，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作家说他自己属于最后一种。农村留守妇女之所以选择沉默，在事发当中不大声呼救，在事发之后不向警方求助，不过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现实选择，这当中既有对“坏了名声”、“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的担心，也有对公共执法部门的信任危机——报案到底有没有用，会不会遭致犯罪分子更猛烈的报复?假如案件不能侦破，会不会惹来周遭的猜忌和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