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行迹 | 军号谱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现存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该号谱封面发黄，透满蜡迹，横式小32开本，内页20页，对折成40页，长21.8厘米，宽13.5厘米，文字属手工蜡刻，用毛边纸黑色油墨印制而成，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存有勤务号、联络号、行动号、名目号、战斗号等340余种号令。在通讯设备不发达战争年代，发布命令、指挥战斗、振奋军威、联络工作，都是通过嘹亮军号来传达，其作用不亚于“密码本”。

红军军用号谱可粗分为后勤类和作战类，后勤类曲调一般平缓舒畅，作战类曲调比较急促高昂。同时，各种号令细分出多个号谱，如勤务号：起床、早点名、预备出操、出操、收操、食饭、上讲堂、下讲堂等；联络号：知道、不知道、向右靠拢、问、答、后转走、快来、向左登山、下山等；行动号：立正、稍息、跑步、上刺刀等；名目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名、各部番号及职务等；战斗号：开始攻击、总攻击、反攻、追击、预备冲锋等。

据军史记载，1928年红四军成立后，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在军部副官处设编司号班、司号官，在团、营、连分设司号长、司号目和司号员。随着红军司号制度建立与健全，红军司号兵编制设为军、师司号班9人，团司号班5人、营司号3人、连司号2人。

由于红军号谱一向与白军相同，号音一奏，彼此了解，战争之际，非常不利。1931年11月下旬，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主持召开红军司号员会议，要求在十天之内，定出各种新号谱，即发各军，并督促所部司号人员在三个月内完成新谱练习与应用。还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强调军队使用号音就是一种号令，不论平时战时，对于军队集团行动，都用号音规定之。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立即着手编写军用号谱，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编写工作。从此，红军有了系统完整的军用号谱。

罗广茂，1915年生，汀州人，1994年6月因病逝世，是该军用号谱珍藏者，他历尽艰辛保存红军《军用号谱》的事迹被载入《宁化县志》，受到宁化老区人民世代传颂。

1930年，年仅15岁的罗广茂在长汀参加红军，与同龄人相比，他虽长得矮小，可声音洪亮、中气十足，适合当司号员，符合当时招收红军司号队学员条件。1931年秋，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司号大队学习。结业时，罗广茂带着首长发的 《军用号谱》 和 “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号谱”的嘱托来到朱德身边当一名司号员，从而开启了他一段“人在号谱在”的红色传奇。

1934年9月，在红军长征前夕的松毛岭战役中，罗广茂背部中弹，被送入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治疗。红军长征后，地方形势恶化，他被转移养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来，为逃避当地反动民团搜捕，辗转来到宁化泉上落脚，并将老家母亲接来一起生活，为谋生经常外出做木工，军号谱秘密交由母亲保管。1949年10月，宁化解放。罗广茂想公开红军军用号谱，但此时他母亲年事已高，想不起号谱放在哪儿，他寻遍家里每个角落，问遍所有亲戚朋友，都没能找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母亲去世后，军号谱下落成谜。

1974年，罗广茂整修旧房，当谷仓底板被拆开时，赫然发现一块油纸布被牢牢地钉在底板上。当油纸布打开，罗广茂顿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原来，油纸布层层包裹的，竟是他几十年魂牵梦绕的红军军用号谱。1975年，罗广茂响应宁化县革委会征集革命文物号召，将军号谱连同号嘴一并捐给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时任馆长王岳良发现其价值不凡，于是将情况汇报到县委宣传部。为鉴定真伪，宁化县请省城专业老师前来考察谱曲，并现场测试罗广茂，测试中罗广茂不仅认识五线谱，而且能熟练吹奏号谱中所有谱曲，并准确说出曲目。如没有专业知识和亲身经历，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后，专家确认该军号谱及罗广茂司号员身份真实可靠。为此，县革委会为罗广茂颁发写有“保护革命文物无尚光荣”纪念奖状，并赠送一套《毛泽东选集》。199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认为此《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系全国目前唯一一本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印刷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极为珍贵，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本军号谱增添了宁化红色底色。2005年5月，由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江苏省广电总台共同发起主办的“2005中国红色之旅”关机仪式在宁化革命纪念园举行。201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此为题材，与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化县委县政府合作拍摄了由韦廉导演、刘佩琦领衔主演的电影《我的军号》，并于2012年1月17日在央视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来源：三明市社科联 作者：戴长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