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的毕业生有福了。上海交大正酝酿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一份学业成绩单、一份能力方面的证书、一份“人格证书”。

一份份证书是能力的标签，在这个证越多能力越大的时代，毕业生们考计算机，考外语，忙得不亦乐乎，最近连驾驶证也成了毕业必备的装备。江湖险恶啊，交大的毕业生们可以多带一项武器上路了。

这人格证到底是项什么武器？是防御性武器还是进攻性武器？杀伤力如何？上海交大党委宣传部部长刘玉祥11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样一张“人格证书”初定包括学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而其他指标，如领导能力等依然需要讨论及论证后最终决定。

原来这个武器尚未正式开发完成，也没有经过实地检验，就这样披挂上阵，会不会有危险？危险是肯定有的，如果不能伤敌的话，至少也能自伤。身上挂着这样一个人格证，像揣着一颗雷一样，心里沉甸甸的。据说人格证有可能采取等级制，分优秀、良好等。你要是只拿到一张“良好”人格证，感觉肯定不那么良好，意味着你的人格还是有所缺失。可是就算比较幸运地分到了“优秀”的人格证，难道就会得意洋洋地掏出来跟用人单位说，看，我的人格是优秀！会把人家惊着的。这样看来，除了侮辱一下持证人的人格外，“人格证”还真是一张无用的证。

人格证是怎么产生的呢？根据上海交大方面的介绍，先是班委会考评，然后学生所在学院、社团来给出初评意见最后由学校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来审核。这样一步步，毕业生的人格就此成形。敢情在这之前他们的人格是一片空白啊。当人格需要一张证来证明时，而一个人的人格证由他人评定时，无论结果如何，这过程就伤到了毕业生们的人格。

人格证，一张无聊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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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证书”培养学生人格吗？

培养学生的人格，不在于证书，而在于有一个拥有大学品格的“大学”，否则，就是空谈。试想，大学都堕落到无品格时，我们能奢望学生能有人格吗？更何况，证书与人格是两码子事情。

大学之大，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领域，为社会提供了伦理道德论坛。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实际的制约，大学的职业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功利性定位的色彩越来越浓，自由教育流于空想。教育的利益化、商品化驱使一些人把大学当成与社会进行名利互动、金钱交换的利益平台。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现在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

因此，笔者以为，提升大学品格是当下更重要的事情。离开了有品格的大学，怎能想象可能出现有人格的学生呢？(舒锋)

“人格证书”的工厂化思维和控制欲望

一份薄纸就将一个人的人品内心表现得清清楚楚，真是方便快捷。这里的大学不像是父母亲师，宽容维护自己的孩子，而更像是一个工厂，在给即将出厂的产品标上“优等品”、“次品”的标签，降低售买成本。好好的人，就这样在工厂化的思维下被物化了。

和资格证书代表一个人的技能不同，看上去很美的“人格证书”恐怕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人品。轻浮地评判他人的内心，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僭越。

如果“人格证书”是为了推广毕业生，那校方和学生都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作伪，注水必将难免。这样的道具就如同“牙防组”，始于作伪而终于无耻。

学生心灵的自由，需要权力保持沉默。而“人格证书”此举无论是“强迫高尚”还是“帮助成长”，无疑都会将权力植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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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交大正酝酿给毕业生颁发一份“人格证书”，初定包括学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该校也意识到准确描述学生“人格”的困难性，故学校须经过多层论证及检验，最终出台考核方案。（2009年11月11日 红网）笔者以为，上海交大的这一做法，纯属多此一举。

这里指的人格，属于心理学概念，不属道德范畴，主要是指人的心理特征，即一个人稳定的、与众不同的、可持续到成年或终生的心理活动，包括认识问题的方法、情绪和情感反应以及意志行为等特点。其特征性表现在脾气禀性、智能和性格等方面；倾向性表现在做事动机、兴趣爱好。正常的人格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某个方面的不足。

上海交大给毕业上颁发“人格证书”的目的是给用人单位做参考，出发点毋庸置疑，但操作起来问题很多：其一，考核内容和标准难以设定。按照上海交大初定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显然无法囊括人格的全部。例如，情感反应、做事动机等就没有包括进去。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允许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那么基本价值观的标准就难以设定。其二，考核起来操作困难。既然人格指的是人的心理特征，基本属于心理活动。那么，一个人究竟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既不能干预，也无法考核。况且，学生在大学校园里除了拿学分，再就是遵守校规校纪的情况，一般不会遇到什么重大事情需要去处理，如何考核他们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其三，在人格上把学生分等级不妥。这不仅因为人格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还在于人为地把学生在人格上分成优秀、良好、五分、四分等三六九等不妥，若要求学生互评，不是人为地制造矛盾么？由此看来，上海交大酝酿给毕业生颁发“人格证书”的计划显然是缺乏可操作性的，而且公正性、权威性很难保证，估计用人单位也不会买账。

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无疑具有方向性，但主要应把精力放在专业设置改革和促进学生就业上。在“人格证书”上下功夫尽管用心良苦，但缺乏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纯属劳神费力又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因此，笔者奉劝高校还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上多下点功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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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郑州晚报

 

相关评论：人格证书
             为学生颁发“人格证书”纯属多余

不可否认，现在是个标准的“证件时代”，干什么都要证件，干什么都有资格证，都要认证书，这一点，从街头巷尾满天飞造假证的小广告，就可看出端倪。证件化、标准化对于规范社会秩序有好处，但证件多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现在满天飞的假证，就是个让人头疼的事。

根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交大正酝酿给毕业生颁发一份“人格证书”，初定包括学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上海交大也意识到准确描述学生“人格”的困难性，所以学校会经过多层论证及检验，最终出台考核方案。（湖南红网11月11日）

你想生个小孩，必须要有准生证；在一些地方，你要申请结婚，人家还要你拿出一个什么“未婚证”、“未育证”之类的证明；在一些地方，你要参加活动，你必须先拿出一个“无罪证”来；在有的地方，你要收自己家的玉米，还要去乡镇政府办个“砍到证”。没办法，这些是人为的硬门槛，没证你还真是啥都搞不成。最基本的，你要找个工作，没有学历证明，没有专业资格证，想找个工作还真不容易。必须办的证你还非得办，哪怕是钱去买都成。总之是，这事那事都要有证。

反过来想想这个酝酿中的“人格证书”，想想这劳什子有啥用？我们先来做个反证吧？假设这玩意儿确实在找工作求职等方面都有用。那好，之所以办这个证，就首先预设了一部分人“人格有问题”，也就是达不到发证的标准和要求。如此一来，那些“不合格”的，拿不到证的怎么办？饭总要吃，钱总要挣，工作总要找，怎么办？一个办法：造假证。学历证可以造假，身份证可以造假，什么证都可以造假，当然也包括这个所谓的“人格证”。但再想想，不觉又笑了，一张假的“人格证”，不是世间最大的讽刺是什么？

不知打何时起，国人也流行不少西方洋节日，这当中就包括所谓的“光棍节”。所以不少单身的朋友总是拿11月11日来说事。甚至今天还看有新闻说到某单身男士，因为家住11层11号房，埋怨风水不好，导致自己找不到对象。日子富裕了，有点闲情逸致弄个节过过总不是什么坏事，既调节心情又“拉动内需”，找个理由快活快活也挺好。但是这玩意一旦认真起来，就不免有些无厘头了。

所谓“人格证书”尽管还在酝酿中，但我还是不放心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们。万一脑子他们发热把这怪胎给生下来了，那岂不是很麻烦。什么“砍到证”、“无罪证”、“未育证”之类的，好不好且不说，但你没有还真不行。但 “人格证”这玩意儿，就像《圣经》里那个丢石头的故事，有证的不敢说自己人格没问题，没证的也不一定就人格很有问题，真真是没啥子鸟用，还劳民伤财，简直无聊到了极致，无厘头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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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人格证书

是不是各科都是A的毕业生就是优秀人才？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怎样彰显？人格素养是否也很OK？这一切，能不能让人一下子都看到？对此，交大正酝酿给毕业生颁发三张证书——一份学业成绩单、一份能力方面的证书、一份是对人格养成经历方面的描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这样畅想。(11月11日《青年报》)

“人格证书”产生的争议是可以想象的，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所说，“人格证书，人格打分，此风不能长。”原因在于，人格的事情，就应该按照人格的规律做——人格还是靠养成，而不是把不能度量的问题简单度量化。不知道这样的见解，能否对下月就将出笼的“人格证书”产生影响？

不过，就笔者的观点，要想培养学生的人格，不在于证书，而在于有一个拥有大学品格的“大学”，否则，就是空谈。试想，大大学都堕落到无品格时，我们能奢望学生能有人格吗？更何况，证书与人格是两码子事情。如果真想培养学生人格，在笔者看来，不如先提升大学的品格。

大学要负载价值，守望社会精神文明，给人类以终极关怀。我们知道，大学之大，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领域，为社会提供了伦理道德论坛。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实际的制约，大学的职业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功利性定位的色彩越来越浓，自由教育流于空想。教育的利益化、商品化驱使一些人把大学当成与社会进行名利互动、金钱交换的利益平台。因此，笔者以为，提升大学品格是当下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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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学术组织，本是常识，本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现在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证书”能培养学生的人格吗？恐怕仅有形式意义罢了。

因此，我们应去反思和反省大学的本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先生就作出这样的界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留下的名言至今传诵：“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大学精神有着同样理解的还有曾主长浙江大学的竺可桢，他认为“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反观之下，当今大学品格之缺失，无须多说吧？

大学之道，在于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神灯塔之角色和使命。大学的问题，不单纯是个教育问题，大学的兴盛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兴衰。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大学承担起自身的使命，为自身品格的完善而努力，而不是用证书来“绑架”学生的人格。离开了有品格的大学，怎能想象可能出现有人格的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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