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内一律互称“同志”，到以职务头衔、行政级别代替“同志”的称呼多了起来，“老板”、“老大”不绝于耳，甚至发展出一套官场“称谓学”。该怎么称呼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自广东省纪委日前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以来，一场关于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表现的讨论随之掀起。

在讨论中，很多人提到这样一种现象，现在，不管是下级称呼上级，还是上级称呼下级，都有些无所适从。继续称“同志”总觉得很尴尬，于是，严肃一点的话，就以姓氏加职位称呼，再来就直接借用一些社会上的称谓，例如，“老板”、“老大”、“哥们”、“兄弟”等等。后一种情况，被认为是庸俗化、江湖化的表现。

姑且不论称谓江湖化是不是有那么糟糕，仅就称谓的尴尬而言，它在官场的出现并不特殊。换句话说，称谓的尴尬呈现于社会各个层面。

称谓其实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甚至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对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称谓作过一次重新界定。几十年来，这些称谓慢慢固化下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称谓如果继续沿用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个时候，怎么称呼的问题突然地冒了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人在街上相遇该怎么打招呼，称同志还是先生、女士？有些则是旧的称谓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两种意义同时使用，时而造成歧义，比如，吃饭的时候把女服务生唤作“小姐”。

进一步来看，社会不同方面的丰富化、多元化，既改变了此前用以界定称谓的社会关系，也引入了更多包括称谓在内的新词汇。反过来说，称谓上的变化，是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调整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反映。

应当说，三十多年的发展转型，社会关系中“实”的部分的调整已经基本到位，但名实关系的调整，具体到怎么定“名”、如何称呼，则情况不一。有些新出现的称谓在反复运用的过程中，已经固定了下来，但有些没有完全固定称谓的地方，仍处于调整转型期，这也就形成了同一个称谓在不同领域相互借用的趋势。

官场内的称谓混乱，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政系统内部关系的变化。以“同志”相称的平等政治意识被打破，科层制等级意识变强，但系统内没有形成新的规则界定这种关系，于是，只好借用“老板”等系统外称谓。其背后的复杂性，不能草草地以庸俗化、江湖化作结。

脱离称谓困境，需要进行一场全社会范围的定名运动。其目的，在于给特定社会关系一个明确的称谓，同时，对原有社会关系定义下，像“瞎子”、“卖淫女”这样的，带有侮辱、歧视性的不恰当模式进行修正，即从称谓层面体现文明社会价值导向。可以看到，社会组织、舆论已经就后一个问题不断自发地进行修正，而领导称谓上，更多可能要依靠行政系统有意识的自我确立。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近日，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指出党员干部间称呼存在庸俗化的问题。一些官员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儿”、“兄弟”等，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该省纪委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

除了官员所任职务外，官员彼此之间的称呼根据级别、亲疏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官场“称呼学”反映了一地的官场文化，尤其在讲究礼节的东方国家，怎么称呼同僚的确兹事体大。早在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但“同志”这个称呼近年来逐渐在公众视线中隐退，官员彼此之间称呼官衔是普遍现象，当然基于现代政治管理科学，称呼官衔也无可厚非。不过官场更流行“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谁都愿意在称呼中把自己头衔前面的“副”字去掉。

此番广东省对官员之间称呼作出规范，也是注意到了官场“称呼学”对政治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在省纪委通知中依旧提到了《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但是在如今逐步开放、活泼的政治环境下，回到一律称呼“同志”的年代并不现实。在2003年前后，各地党委曾下发通知，重申了“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的要求，但这一通知并没真正落实。公开报道的信息显示，广东这次通知也主要是为了禁止官员之间的“庸俗称呼”，并没有一刀切地禁止“同志”以外的其他称呼。

官场“称呼学”既要体现现代政治文明有序、合理的科层制关系，又要避免庸俗和谄媚。此次广东禁止下级官员称呼上级为“老板”，在中国，很多人会对此表示认同。但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环境里，“老板”称呼可能稀松平常。比如在一些美剧中不难发现在美国各级政府中，下属常称呼上级“Boss”（老板），“老板”们也乐于接受这种他们眼中平易近人的头衔。

语言是反映现实环境的一种表述，与其刻意局限“称呼学”，还不如从中探究现实政治中是哪些因素决定了那样的称呼。如果党政机关一把手权力过大，一手操控下属的财权和人事权，那么下级称呼其为“老板”，实际上也是权力格局的真实反映。

曾几何时，“同志”一词被视为有训练官员“增强平等观念、训练民主意识”的作用。如今，政治文明的生态场越来越丰富，各地涌现了不少“个性官员”，“称呼学”理所应当该有所进化。除“同志”之外，称呼官衔很寻常，直呼其名也未尝不可，应容许个性称谓的存在，当然不能“庸俗”和“江湖气”。只有权力场的生态得以优化，官场称呼学才能展示更开放、自然的一面。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纪委最近有令，不准在党政机关使用“老板”、“老大”这样的称呼，因为“这样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此规定果然针砭时弊。类似规定还有，穗版纪委不久前出台“十不准”，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准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

不得不承认，这些规定表达了纪检部门对官员形象的良好愿望，但如果这些愿望就是重塑官员形象的全部，那么很遗憾，这种愿望注定要落空。

叫老大，容易让人想到马仔，想到帮派团伙，独断专行，搞乱官场风气，所以不能叫老大，也不能叫老板——这种逻辑很可爱，假如称呼就能左右官场风气，那不如再出一个规定，大领导叫青天，小领导叫公仆，一般领导叫好官，天天喊，天天叫，那官场岂不处处清正廉洁？

为什么会有老大和老板？存在必有理由。谁给他职位，谁就是他的老板，这是这样简单的法则。在企业如此，在机关也是如此。领导给他职位，他就是领导的马仔，民众给他职位，他就是民众的公仆。来源决定性质，叫“老板”也好，叫“青天”也好，本质并没有改变。规定嘴巴，不规定脑袋，有个成语叫“买椟还珠”。

最近一段时间，反腐的强力让人们对官员形象有了更多的期待。其实，官员形象怎么会是塑造出来，又怎么可能规定出来。与老板勾肩搭背就一定是贪官，对老板声色俱厉就一定是好官，要不就是这些逻辑天真到了幼稚的地步，要不就是纪检也无非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已。

我们大都有一个误区，反腐就是抓贪官。非也，作为小老百姓，我才不关心官员好不好，帅不帅，是温和还是彪悍，海归还是土鳖，我关心的是，他站的地方，是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站的那个位子，有没有如来佛划好的圈。官员本身既无原罪，也无原魅力，诱惑都来自他手上的权力，权力如水，管得好，造福一地，管不好，祸害四方。所以反腐，不是抓贪官，是抓滥权，不是塑造官员形象，是修补官员坐的椅子。“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句话被反复提及，问题是，谁来关，怎么关，关什么，关多久？当权力者本身成为被监察的受体，上哪里找主动力，把这些受体关进笼子里？

这是反腐需要思考的问题，制度反腐、贪官反腐还是口号反腐、规定反腐，这些都是渠道问题，形式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大约是，我们为什么要反腐？我们为了谁反腐？这大约也就能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反腐。

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通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兄弟”“哥们”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

“老大”“兄弟”“哥们”，看起来只是一声昵称，其实是有很深的利害关系的。

你是老大，我们当然都是小弟，中国人素有各种形式的认祖归宗的传统，拜山头，论师承论出身论帮派，认了大哥，就如同结拜了兄弟，从此生死相随了。对老大来说，这是一种荣耀，从此我罩着你，你就跟我混吧；对小弟来说，这是一种誓言，叫一声老大，仿佛就像签了一张卖身契。

当然，历史证明，各种兄弟情最后往往以窝里反的结局告终。可是在那些称兄道弟的日子里，老大和他的一帮兄弟们血浓于水，一起吃香的喝辣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生死共进退，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既然是兄弟，那么好事当然得兄弟们先分享了，于是组织纪律旁落了，党纪国法让位给了兄弟情谊。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自然要被排挤，想不被排挤，唯一的办法也认个大哥。不是谁都可以叫声老大的，要叫得领导眉开眼笑，那必定是你有了当小弟的通行证。

所以，“老大”“老大”地叫本质上还是一种变相的裙带关系，是打着各种人情关系、披上温情外衣的圈子文化，是用私人感情替代了正常的工作关系，用任人唯亲替代了正常的组织人事关系。

可想而知，一旦机关单位成了老板老大的天下，风气会退化成什么样。在这种环境中如鱼得水，还可能把责任背在身上吗？这个亲密要不得，也很有害，理应禁止。

话说回来，老大、兄弟不叫了，这种圈子文化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恐怕也不能这么乐观。就像领导坐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一样，一把手不管叫什么，他都是事实上的老大。老大不怒自威，老大一言九鼎，老大一声令下，趋之若鹜的人多的是。

官场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并不仅仅是因为权力大小产生的，权力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可一旦权力掌握着资源分配，又缺少监督和制约时，就会异化人的行为模式。在一些单位，与权力的亲疏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地位，想在这种权力裹胁中独善其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起窝案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在领导的威逼利诱之下成了共犯，这并不意外。

如此说来，让大家改个口只是开始，要破除部分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还得把官场文化中的这些糟粕连根拔起。官员也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们也有人世间的感情，也难免被世俗文化感染。老大和小弟之间，不能说就没有单纯的感情在，大家共事那么多年，不可能没有感情，但显然，要把这种感情跟同志之情区分开来，也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所以，为还官场清明正气之风，也为了将官员从私人感情的包袱中解脱出来，除了纪委这样的部门严格管束、领导自律以外，也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力。比如，让权力运行尽可能地公开透明，请群众参与监督，让他们也有知情权和话语权，换句话说就是，别把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尽可能少一点暗箱操作。那样一来，即使有做老大的强烈欲望，也无从下手。

党政机关内不准称“老大”、“老板”或者称兄道弟，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的这一通知，是从细节处动刀纠正“四风”问题的又一举措。结合当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这个屡教不改的老问题好好晒一晒、洗一洗，正是群众广为期待的。

小小称呼可以折射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可以看出个人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影子。为什么在党政机关内会出现江湖味十足的称呼，根本原因还是风气不正。一些领导干部从称谓中找到了优越感，一些人员也通过“哥们”、“兄弟”的招呼中结成了小圈子、小帮派。

长期以来，“同志”在党内是最亲切的称呼，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为“同志”是一种关系对等的体现，职务有高低，但是人格没有上下。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影响，说“同志”的人少了，有时候如果谁喊“同志”，还会引来周边异样的目光。在日常生活中，“先生”、“小姐”已经成为主流称呼，还有见商人称“老板”；见官员必称“官衔”；见朋友称“哥们”；见女士称“美女”……这么一些世俗化、庸俗化、媚俗化的叫法无形中带着市侩作风、江湖习气，逐渐渗透到党内，打破了原本对等的关系，无形中拉大了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距离。称呼的变化往往就是干部权力观的扭曲之始。

在社会高速发展、人际交往多样化的今天，要把党内称“同志”的好传统坚持下去，除了严肃纪律、三令五申之外，关键还是在于管住一把手。领导干部要在第一时间坚决制止庸俗化的称呼在身边泛滥，决不能打马虎眼，轻轻放过。一把手立场鲜明地反对如此“昵称”，就会对周围人员产生引导作用，杜绝一些人的小心思、小把戏。这样的领导同志，群众也一定最欢迎。

由此看来，称谓绝不是个小问题，在党内“老大”、“老板”的确是叫不得的。

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通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兄弟”“哥们”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05月14日 新华网）

“老板”“兄弟”等庸俗化称呼看似亲切、接地气，实则却是以雇佣关系替换同志关系，以血缘关系代替同事之情。久而久之，当称呼入脑入心成为行为习惯，不仅会损害公仆形象，更会干扰正常的组织关系和党内生活，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让“老大”“兄弟”禁声，无疑是一次反四风的“大扫除”。但“老大”禁声了，同志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能回归正常么？

笔者认为，禁“老板”“兄弟”称呼容易，回归正常的“同志圈”则很难。一者，庸俗化称呼泛滥，是拉关系、立“山头”的本位主义、宗派思想在作怪。用老板“致敬”上司表示效忠，用兄弟称呼下属暗示关照，在相互试探、“摸底”后，经过一段时间“老板”“兄弟”的相互磨合，就会慢慢形成利益共同体。即使不叫老大了，只不过是少了一个献媚的途径。只要相互勾结的心没死，同志关系很难单纯起来。

再者，庸俗化称呼受生活圈影响极大。试想，天天在生活中、微信里，老大、兄弟等词汇耳濡目染惯了，工作中怎么能不脱口而出？厚黑学、涉黑题材电视剧看多了，下属思想中就会产生巴结“老大”的影子，领导也会有拉拢下属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即使“老大”“兄弟”被禁声了，难道人家就不会其它“行为艺术”表达么？显然，生活圈不净化，很难保证“老大”“兄弟”不被随口而出。

事实上，一纸禁令只能在形式上消除“老板”“兄弟”等称谓，却没有让党内关系回归“同志圈”的功效。只要领导的权力还有撒欢的空间，只要党员干部的时间都沉迷在虚拟的官场厚黑里，泡在庸俗电视剧中、忙在与企业老板勾肩搭背上，禁止称呼“老板”“兄弟”就只是一纸空文。即使“老板”“兄弟”，因成为“敏感”而禁声，也会有其它马甲来表达。

因此，我们不能迷信禁令的功效，要把庸俗化称呼扫干净，一方面要“净化”领导手中的权力，不让领导真成“老板”。试想，上下级的关系理顺了，领导不在有一支笔、一言堂的待遇，谁还会挖空心思巴结领导？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该反思，我们的时间都去哪了？党内生活会有没有按时召开？禁止庸俗化称呼，党员干部也要净化自己的生活圈。

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通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兄弟”“哥们”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5月14日，新华网）

机关称呼不知道从何时起，已经很难再听到“同志”这个称呼，甚至有些人认为，叫“同志”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生疏了，不利于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和谐。1965 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广东省纪委发出的党政机关禁止庸俗称呼通知在全国也不是首家。在此前，已有很多地方都出台过相关规定，但真正的效果如何，也只有发通知的机关知道。

一个小小的称呼，为何如此难以改正？笔者认为，这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与信息发展的速度有很大的关系。现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人与人的交往有了较大变化，过去的东西不再适应现代的需要，称呼也一样。在党内，称呼“同志”再正常不过。但现在若也如此，别人恐会把咱当怪物。若在严肃的场合，用严肃的语气喊别人“同志”，或者就代表着极度的不满；更有人以“同志”指代同性恋。这些将变异的“约定俗成”已经将纯洁的称呼变得乱七八糟。

然而，党政机关称呼庸俗化不是个体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化所致。其实，禁止庸俗称呼不难，难的是将“老板”、“老大”等称谓背后隐含的庸俗关系和江湖思想改变过来。也只有解决了称谓背后的隐含关系，才能真正杜绝不正之风。这就要求党政机关对称呼有所规范，白纸黑字下明文规定。当然，对领导干部，只叫“同志”就真能瓦解江湖习气吗？不加职务真能解决官僚主义吗？我看不尽然。笔者认为，改口更要改心，只有从心里把这些背后的庸俗关系学去掉了，“同志”才能脱口而出，更不致丢失了意义的本真，亲切之余，瓦解权力寻租。

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通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兄弟”、“哥们”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人民网5月15日）

从古自今官员称谓都在发生着变化，不说每朝每代的官员称谓不同，就连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差异。现在官场流行的“老板”、“老大”、“兄弟”、“哥们”等称谓属于应用语言学词语变迁的正常现象，但这种新的变化好不好，值得商榷。从我们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来看，这种新的称谓并不好。

纠正不符合公务员身份的称谓，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改变称谓的同时，更要改变深植于官员心中的角色定位。如果官员的思想认识没改变，就算四海之内皆叫“同志”也不能根除“四风”之弊。

官场称谓是位置的反映，更是关系的反映。怎么合理定位自己的位置，摆正和上下级、同事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人民才是公务人员的老大。很多人称呼自己的上级为“老大”、“老板”，这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容易助长“只唯上，不唯民”等现象的蔓延，很多腐败窝案就是这种思维导致的。谁是公务人员的老大和老板，是单位一把手？显然不是，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供养公务员的财政收入的来源是每一个纳税公民，因此，人民才是党员干部的衣食父母，才是官员的老大。

官员自己只是一名公务人员。很多官员职务不高，“官气”很重，说话做事经常表现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些人没有认清自己的岗位职责，想的是自己怎么做好领导的“小弟”，而不是怎么做好人民的“公仆”，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很多人出现上班脱岗、不假外出，工作不在状态，对待办事群众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拖拉迟缓等“衙门”作风，这些都是没有认清自己公务员角色的表现。

对同事和下级不能讲求哥们义气。有的官员爱和同事称兄道弟，帮助同事朋友，而不是公道正派地帮助人民群众。有的官员做老好人，不敢也不愿指出同事身上的“四风”问题，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都是同事之间不良定位的表现。至于把下属称呼为兄弟的领导或许从内心就没有把下属当成兄弟，虽然官场下级服从上级的工作安排是做事原则之一，但下级用兄弟感情来处理上级交办的任务有可能造成盲目服从，因为兄弟之间的任务不一定全是工作任务，有些是“私人任务”，长期以往就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官员和下级全都拉入犯错的陷阱。

官场称谓是党内民主和良好公仆形象的直接反映，每个公职人员在正确使用规范称谓的同时，更要改变内心深处对官场不同角色的定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良的称呼，建立良好的官场心态。

称呼自己的领导不能叫“老板”，同事不能叫“兄弟”了。记者今天获悉，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中发〔65〕71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广东省纪委特别强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5月14日 人民网)

其实在此之前，此类规定已有先例，2003年3月，上海市委办公厅即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5月11日，云南团省委下发通知，规定团内互称姓名或同志，不称呼职务。广东纪委的最新通知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应该如何称呼，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理性与智慧。

广东纪委通知的精神源自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但搜索一下我们就能知道，此中央通知已下发整整半个世纪了，最早见于毛泽东1960年10月20日的相关文章，那泛黄的时代烙印，明显并不能完全契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观念。

从“志向相同自有国同志者在”，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诠释着“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词后来逐渐成为党内相互称呼共识，1965年12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在那个时代，“同志”不单单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作风的一种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但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先生”、“小姐”、“女士”、“老板”等称谓纷纷随着新思想、新时尚登陆中国大地，并一时成为代表着尊敬的时髦称呼。

正如同当年的“的确良”与“喇叭裤”一样，称谓也在随着时代和流行在时刻改变，并影响着人民的认知观念，曾经代表尊敬、亲切的“同志”逐渐让人民感觉到老土和尴尬，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同志”、“小姐”、“老板”都增加了更多的含义，我们不禁感叹时代文化思潮让人伤不起。

对官场称谓影响最深的还是社会经济发展下的虚荣心、名利心、庸俗化现象。2013年10月，《人民日报》发出声音：“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而另一方面，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场“称呼学”都在严重腐蚀着党内平等的优良传统。

不再称呼领导为“老板”、“老大”，同事不能叫“兄弟”，那么以后如何称呼呢？笔者认为，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与彼此关系，以“同志”为主，以“姓名”为辅，以互尊为补。如干部与群众之间互称“同志”，上下级之间可以姓名加同志，同事之间可直呼其名或“小”、“老”加姓氏，同时，不论哪种关系都要避免那种充斥着迎奉、拍马的姓氏加职务式称呼和“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的官场潜规则。

带着江湖习气的各种不良称呼严重破坏着党内民主，损害着公仆形象和党和政府公信力，而让“同志”真正强势回归，整个社会在文化、思想、价值观上还需统一认知。一个《香港同志电影节》让“同志”一词充满了尴尬，资本主义文化也在时刻嘲笑着“同志”，但只要13亿人民和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摆正无愧心态，“同志”所代表的质朴与优良传统，依然能打破各种居心不良的诋毁，成为主导整个社会认知和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并从思想上真正破除官老爷习气，增加官民血肉联系，凝聚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