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海监船编队继续在钓鱼岛海域巡航，不仅向我领海内发现的日方船只申明我主权立场，责令日船立即离开我国领海，并且对日方侵权行为进行监视取证。外交部门也表态说，如果有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挑战中方底线，中国没有退路，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这些行动，加之此前中方采取的公布钓鱼岛及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等一系列反制举措，都在向外界传递同一个信号：中国政府有坚定的决心、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外来威胁和压力都丝毫不能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意志。

过去两个月里，中日关系因日方上演“购岛”闹剧而跌至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最低点，钓鱼岛形势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钓鱼岛问题起于日本窃取霸占中国固有领土，日本没有任何权利拿钓鱼岛的寸土滴水、一草一木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一手办成了日本右翼势力想办的事，引领日本在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近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试图通过出访游说法国、英国和德国，争取欧洲国家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舆论支持，却以尴尬收场。事实证明，日方机关算尽、伎俩耍遍，蒙蔽不了世人心中的公道。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保持高度警惕。

正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近日指出的：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117年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1895年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时的中国。

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的原则和底线不容挑战。中方采取措施维护自己领土的安全，理所当然，不容他人非议。要想让两国关系重返正常轨道，日本作为完全责任方，必须纠正错误，放弃继续霸占钓鱼岛的幻想。

摘编自10月29日新华社电文/熊争艳、刘华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李某或蔡洋，仿佛与生俱来就知道爱国，却自始至终不知道如何去爱，如何表达爱？他们如此朴素，但他们为何同时也如此激愤而偏狭？

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难将他与“违法”、“犯罪”、“拘留”这些词联系起来。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队里，他工作老实勤快，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为队长。每天下班后，他制服都顾不得换下，就赶到义工服务站做义工，“一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儿”。但这样一个来自河南周口乡村的年轻外来务工者李某，却在9月16日深圳保钓游行中，表现出暴力的一面，成了警方通缉的暴力砸车者。直到在报纸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头像，李某才突然意识到，整个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个“犯罪分子”。李某，在深圳警方通缉的所有打砸嫌疑人中，他是第一个自首的。

走在9月16日深圳的大马路上，李某从起初的尴尬，到投入地高呼口号，到后来打砸防暴车被通缉，这已不只是他一个人所经历的吊诡或跌宕。当喧嚣散尽，独自留在舆论场茫然而无助的李某，固然是一个让人痛惜的时代个体形象，但也恰恰提供了关于一个群体的样本意义。

从深圳李某，到西安砸车者蔡洋，再到媒体所指一些地方的打砸者多为1990年前后出生、学历不高的外来务工者。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最质朴的那一群人，尽管他们始终干着“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活儿”，也常常觉得“自己活得挺窝囊的”，但他们一样心怀梦想，渴望改变。

然而，在一场浩大的活动之后，他们却被改变了，不得不接受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社会形象。这样的“巧合”固然不能引申为对群体的评价，但当几乎相同的遭遇，同时发生在几乎有着相同命运的底层人士身上，这种“巧合”却毫无疑问地加深了一种有关时代与现实的悲剧感。

李某固然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但这种悲剧的成因却值得反思。“在狂热的人群中，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当时还不太明白，参加‘爱国游行’怎么就被带到了派出所。”关于李某的这些描述，有着刺目之痛。这个慨然表示“如果发生战争，当炮灰我也愿意”的朴素爱国者，始终不曾明了爱国表达与暴力行为的区别。这个在工作中从来没违反过“不能听歌、看书、玩手机”规定的年轻人，始终不曾明了法治与文明的行为标准。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李某或蔡洋，仿佛与生俱来就知道爱国，却自始至终不知道如何去爱，如何表达爱？他们如此朴素，但他们为何同时也如此激愤而偏狭？如果说底层民众从不缺乏被动员的因子，那么又有谁来尽些相关的国民教育之责？“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使民众合法而理性的表达，并且使之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正是公民教育的诉求，亦正是一些参与打砸者所缺失的国民素质。如果说悲剧感，说反思或教训，大抵在于此了。

面对李某，或者蔡洋，谁也没有权力以某种高高在上或袖手旁观的姿态，来仅仅对他们进行嘲笑、同情、指责或无视。这是因为，他们同样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生活，也是走向法治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必须正视的公民教育盲区。

在9月18日北京爱国游行活动中，因认为一名老者“污蔑开国领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当众掌掴，并声称“今后如果在游行队伍中遇到这样的汉奸，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绝不认错”。而在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对于一些地方爱国游行中发生的砸店、烧车行为，他表示，“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进而认为，“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行动，它就是这样的呀，它不可能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呀。”言论甫出，波澜顿起。

韩德强“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的论调，匪夷所思。众所周知，“火烧赵家楼”针对的是卖国军阀，他们有实际卖国求荣之行为，而近期一些地方遭到打砸的日系车车主，都为合法公民，他们通过合法的渠道购置或使用汽车，并以合法的方式向国家缴纳各种税费，恰恰是一种爱国，与军阀当年的“卖国行径”形若霄壤。这二者如何能等同视之？

另外，火烧赵家楼固然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烧楼或打人行为本身毫无争议。就在当年5月18日，时任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先生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呼吁法治，强调“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仍不可被“侵犯，施暴”。梁漱溟写道，如果不坚守法治底线，“将来损失更大”。他一再强调，如果中国要想获得永远的安定，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只有起码的公民权有所保证，方可谈进步与发展。梁漱溟的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受到法学界高度推崇。

韩德强“大象走路哪能顾得了蚂蚁螳螂”的论调，尤其令人出离愤怒。“我爱国家，国家爱我”不是简单的互补关系，它们也互为前提。胡适那句“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早已道破了国家与公民的秘密。人民之所以组织国家，正是为了使它成为人民有尊严的、更幸福的生存之保障。不论是孟子两千年前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是今天中国所力倡践行的法治与人权、民主与文明，都无不阐释了这一点。因此这也意味着，既使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象大象一样行动，它也必须以“不牺牲人民”为前提，以“人民尊严”为最大归依。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那种无视人民疾苦、以极端形式的集权主义欺压个人的历史，比如法西斯主义。但正如我们所见，它们与那种代表法治与文明的理性社会力量相比，前者除了给人类社会带来流血与苦难、混乱与倒退之外，从来没有给世界进步产生一丝一毫的正能量。因此，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置他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命财产于不顾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可以随便给他人扣汉奸的帽子，并对持异见者大打出手、甚至像对待蝼蚁一样践踏他人生命与尊严的人，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都只不过是其作恶的幌子罢了。

自爱，并且爱人，这是人性之所在。很难想象，一个缺失了这种人性的人，能够真正爱国；一种视公民如蝼蚁的人，又如何能使国家变得更好。面对以“正道直行，不避风险”为标榜的北航副教授韩德强，审视那些在庇护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种种恶，感觉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愤怒或是不解，更有一种五味杂陈，欲哭无泪。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这个小学五年级辍学，从老家来到西安的“90后”，已经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还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证明“我很重要”，于是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喧嚣过后，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时刻：日系车主李建利因颅骨被砸穿仍然躺在病床之上，蔡洋也必将因其打砸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一场偶然的交集，就这样改变了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的命运。而当潮水退去，我们得以观察到这个来自河南村庄的青年泥瓦工。一种更痛彻的感觉，已不只在砸车现场，还在于从这个青年的生存碎片中，我们最终未能拼接起一种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关于法治、文明以及理性的国民人格印象。

蔡洋的人生历程更像一棵野草，无人理会，独自伸展。即使是在打砸事件之后，他仍旧自认“我是爱国，抵制日货”。并冲着指责他的二姐高喊：“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什么是爱国，怎么爱国，他浑然不知。

媒体曾报道，反日游行中的打砸者多为1990年前后出生，学历不高的外来务工者。与其说李建利遇见了一名暴徒，不如说处在飞速发展的中国，我们共同遇见了一个叫“蔡洋”的青年人。在他野草一样的生长中，有什么被扭曲了？在他年轻而充满热血的正义感中，有什么被放任了？更重要的是，日益现代化的进程为何没有培养出一个国民应有的法治、文明、理性人格？

当这样一种让人痛彻的事实摆到眼前，所有人都应当追问，我们的社会、教育或公益、制度或政策，到底在这个群体身上疏欠了什么。我们或许可以用“乌合之众”来解释打砸行为，但又怎样解释如此多的放任与扭曲？

国民人格，说起来那么虚拟，但一旦展露却这般深重。蔡洋必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此看到一个有关国民人格的命题。它包含着今日中国必须面对的艰辛。

□杨耕身（媒体人）

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不幸遭遇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其中暴力的残酷让人们无比震惊，也对公众形成新的冲击。人们震惊于街头暴力的无理性，也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街头暴力对社会和普通人的伤害和破坏。整个社会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打砸行为所具有的巨大负面效应。因此，坚决制止任何违法的街头暴力，应成为社会最基本底线。这亟需成为社会的最大共识。

这种街头暴力本质上是以虚假的正义为名、以群体性为特征，对普通人人身和财产权利进行直接粗暴的侵害，它是非常明显的违法犯罪。它和街头的流氓混混进行打砸行为有完全一样的特征，都是直接的、明目张胆的侵害。但与一般个体的犯罪行为或黑社会团伙的犯罪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是它具有某种理由，这种理由往往具有某些正义的特征。如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爱国情怀当然具有高度正当性，也是中国人应有的国家认同，这一点从未有人怀疑。但其实一般民众都明白对普通平民的人身财产伤害不可能让爱国诉求得到解决，而一旦进行打砸等暴力行为，特别是对他人的伤害，就不可能具有正义性。名义仅仅是这些人进行打砸的借口，这只是一种极端的反社会暴力宣泄。

二是它往往在某种群体性的行为中进行。他们其实是利用善良人们表达诉求的机会犯罪，其策略就是利用表达诉求的人群人数很多，警方执法有困难的机会伺机制造混乱，也会利用公众的情绪和感情为自己街头暴力的违法行径打掩护。他们是以虚张的“正义”为借口，以公众的“群体”为掩护的街头犯罪。这种行为其实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

对社会而言，一些人对街头暴力往往缺少深刻体察，由于人数较多因而觉得他们是匿名的“公众”或“人民”，从而畏首畏尾，不敢有效执法。面对这样的违法行为也缺少敢于站出来谴责的人。地方政府也常常怕这些事影响地方的声誉而“捂盖子”，不愿意公众深入了解这些行为的极大危害性。但事实上，坚决制止这类街头暴力行为并追究责任，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有关部门应负起责任，避免事态的恶化，制止这种状况发生，避免李建利式的悲剧再度重演，二是需要专业的技术，有效区分正常表达诉求和打砸的不同，以快捷有效地使得事态得到控制。

关键是，社会必须就此取得一致共识，反对一切伤害社会的、违法的街头暴力，确认公众对此的坚定反对。这是保护李建利和所有普通人不受伤害的基本原则。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社会应该共同努力。

近日，一段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被砸重伤的现场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身穿白色T恤的犯罪嫌疑人手持U形钢锁、砸向汽车前挡风玻璃。李建利尝试还击护车，但换来的却是致命伤害。嫌疑人猛扑向李建利，挥动U形钢锁，砸向后者头顶。第一下重击正中颅骨，发出“啪”的一声清晰的响声，李建利向后倒下，嫌疑人又追着猛击了三次……（9月26日《央视网》）

但凡看过那段视频的人，一定会对头骨破碎的“啪”的一声刻骨铭心。平日里素不相识的两人，怎么就能下那样的毒手？如此诉诸暴力的保钓游行，与“爱国”哪有半点关系？

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场的那么多“爱国人士”，面对针对自己同胞的如此暴行，居然无动于衷，既没人上去救助受伤者，更没人站出来喝止暴徒。正如陆群所言“某市拘留了47名打砸日系车青年，12人不知道钓鱼岛在哪”。显然，在爱国保钓的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趁机发泄私愤。

在狂热情绪的裹挟下，置身群体中的个人容易变得冲动；由于有“法不责众”的思想和自认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便出现了“不断有人加入退出，队伍路过哪里，就有人跟着砸几辆车，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情景。即便李建利的妻子不断哀求“辛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了。”李建利本人也说“我也是保钓人士”，但一切都无可挽回。

毫无疑问，打人者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但这个恶性事件暴露出来的愈演愈烈的社会戾气，值得研究和警惕。社会学认为，社会戾气主要来源于挫折感、不安全感和无力感。而施暴者中，的确也多为低收入的外出务工者。所以，要警惕“仇日”成为一部分人实施暴行的借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借助群体行动来宣泄内心不满，通过完全无理性节制的暴力，得到满足和痛快。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仍然有许多人为打砸日系车叫好，敢问那些支持打砸同胞日系车者，在看完这个视频后，是否还依旧理直气壮？

□舒圣祥（注册会计师）

日系车被砸，首先得找打砸者索赔；若所购商业险包含了“打砸致损”，则可直接找保险公司索赔。若打砸者无力赔付，地方政府当为自己对治安的管控不力导致车主受损，承担适当的补偿义务。

在因“钓鱼岛事件”所引发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出现了一些诸如打砸日系车等非理性暴力事件。如今，到了这些打砸者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在法律责任体系中，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常常并行不悖。在刑事追责上，公安机关已在行动。相比之下，民事追责更受关注。首当其冲的问题就在于，谁来赔偿日系车被打砸的损失？

这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日系车因打砸受损，当然应由侵权人即打砸者来赔。但恐怕没有多少受害车主愿意向打砸者索赔。就各地警方近日披露的信息来看，打砸者多为外来务工者或其他社会底层人员。坚持向打砸者索赔将很可能面临死胡同：打砸者没钱赔。

这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屡见不鲜，受害人要胜诉不难，要将“法律白条”变现却不容乐观。正因如此，“谁来赔”的争议才从直接侵害人转向了保险公司。

有很多媒体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都停留在保险公司该不该赔上。但保险理赔的前提是要有保险合同关系在，而且，因被打砸造成的损失须在保险事项之中。除了交强险之外，各类商业车险林林总总。所以，笼统地追问保险公司应否为被砸的日系车理赔，其实没有答案。

有保险专家以“代位求偿”制度来证明保险公司应当对被砸车车辆理赔，然后再向打砸者追偿。但是，“代位求偿”也要以打砸致损属于保险事项为前提。如果打砸致损保险公司没有赔付的义务，这个“代位求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笔者不知道保险公司有无将“打砸致损”列入哪个商业险的理赔范围。但在常见的“盗抢险”中，是不含此项的。盗抢险的学名叫做“机动车辆全车盗抢险”，其保险责任为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造成的车辆损失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而打砸行为既非“盗”也非“抢”，很难归入此险种的理赔范围。若车主认为这样的“盗抢险”没有购买的价值，完全可以用脚投票。当然，若有“车损险”是包含“打砸致损”的，保险公司理当赔付。

还有人以“国内日企被砸将得到数百亿日元赔偿”的消息，比对国内保险的无良。事实上，日企大多购买了因暴动致损等为保险项目的特别保险。

总之，日系车被砸，首先得找打砸者索赔；若所购商业险包含了“打砸致损”，则可直接找保险公司索赔。若打砸者无力赔付，地方政府理应为自己对治安的管控不力导致车主受损，承担适当的补偿义务。

□王云帆（学者）

上周，在抗议日本购买钓鱼岛的示威游行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认为某位同行的老人卖国，打了老人两记耳光。随后，他又在博客上发帖，义正辞严地宣告自己打人的理由：老人是汉奸，收拾他合情合理。

钓鱼岛争端逐步升温，网络上围绕这一话题的种种议论也如火如荼，各种争议声中，有一种言论现象令人担忧。一些人在表达自己爱国热情的同时，将与自己意见不符、论调不同的其他意见，一律斥为不爱国。比如在微博上，那些主张理性冷静应对钓鱼岛争端、反对抵制日货的，往往招致“卖国”的骂声，甚至被贴上“汉奸”标签。尽管多数网友指责韩德强的打人行为，但也有人支持其作为，在微博上宣称要查清幕后指使者，坚决惩办汉奸。

“不爱国”、“卖国贼”、“汉奸”的标签，被一些人不负责任地、随意地贴到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身上，而全然不管这些人有没有“卖国”的能力，有没有侵害国家的实际行为。

近年来，网上论战流行互贴污名化标签，比如“脑残”、“五毛党”、“带路党”等，但其中尤为恶劣者，就是“卖国贼”和“汉奸”的标签。因为它们不仅将他人丑化、矮化和非正义化，更将他人无端罪恶化。按这种逻辑，只需轻轻往前再推进一步，就可以在虚幻的正义感下“替天行道”了——韩德强就认为，“卖国”的老人该打。而微博上，一些粉丝众多的博主也宣称“汉奸不是同胞，而是国贼”，喊出了“不管是女汉奸还是男汉奸，都在清除之列”的声音。

当然，这些“呐喊”与付诸实施有着本质差异，并且，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论调远非主流，但其中蕴含的逻辑，国人却必须时时有所警惕，因为类似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曾经在并不久远的过去，让国人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而且眼下，其遗毒还在继续作恶。

每个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爱国。要求强硬反制日本、抵制日货、走上街头示威抗议，是爱国；那些不主张对日战争，反对抵制日货，没有走上街头抗议，甚至在一旁“泼冷水”，对激情的爱国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不是就“不爱国”，就是“卖国贼”和“汉奸”呢？

对于爱国，不能只有一种理解，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公民怎么样爱国，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爱国”不能由谁来垄断和霸占。那些没去参加游行却勤于批评政府的公民，他们可以是爱国的；那些乐于帮扶他人、爱护同胞的公民，即使不主张强硬对日，也可以是爱国的；甚至那些没有为国家牺牲生命，却辛勤工作、照章纳税的公民，同样也可以是爱国的……

没有谁可以站在爱国的道德高地上，将异议者推入“不爱国”的道德洼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排他式逻辑和思维方式，不仅将“爱国”二字狭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将“爱国”异化。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次次证明，自以为正义在握，真理在手，就可以钳制异议，清除异己，这种致命的自负和狂热，往往就是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

近日一些地方发生的打砸抢暴力事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逻辑走向极端的恶果。照着这种狭隘的论调，很容易产生某些极端想法：开日本车、卖日本商品的，不就是“卖国贼”和“汉奸”吗，他们的财产不正应砸之而后快吗？

可是，爱国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更美好，国民生活更幸福吗？因为对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如何爱国持有不同看法，就被视为“卖国”和“汉奸”；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购买了非本土品牌的产品，就面临被人打砸的可能，这显然不是幸福生活应有的组成部分。捍卫领土和国家主权，是服务国家利益；捍卫同胞的公民权利，同样是服务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

少数人发出的“清除汉奸”的喧嚣，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思潮，相信不至于大规模危害社会，但其背后狭隘而极端的幽灵，却需要我们时时提防，警醒和反思。

日方一些人继续挑衅中、继续暴露中，时机不对、气氛不对，何以“招待”？倒不如让这些人折腾够了、累了，再回顾、审视，定位中日关系。

中国与日本之间，一系列新动态，延续钓鱼岛争端，让人对东邻一些人的想法和做法有新认识。

一组新闻图片中，钓鱼岛上，一些人穿制服、戴头盔、别手枪，带有“海上保安厅”标识，站立着，不无得意。

另外一组图片中，日本首都东京，更多人，平民模样，各式各样，至少一名女子着和服，举标语、挥手臂，不无“义愤”状。

后一组图片，显现“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成员示威。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这一团体属于右翼，先前在钓鱼岛水域组织过垂钓“比赛”。

这次示威确实有“看点”。看点之一，是画面中出现日本军旗，不是一处、而是多处。

东亚其他国家的民众，但凡“认得”那面军旗，一定会勾起惨痛的历史记忆，一定会对这些“皇军”的后人们心生厌恶，以至痛恨，以至愤怒。

看点之二，是一块标语牌，用日文和英文写成，且不论英文语义是否连贯和正确，大致意思是说，日本1895年宣布“尖阁列岛”属于日本，中国1971年在发现地下有潜在资源以后宣示对“尖阁列岛”主权。

即使作为右翼成员，即使深信“日本主权”，即使捍卫“日本主权”，即使不知道中文早就有“钓鱼岛”地名、有钓鱼岛记载、有钓鱼岛海图，这些人都承认日本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次年才有“尖阁列岛”地名。

掠夺，借助战争方式，就可以成就日本“主权”？改名，借助文字功夫、书面作业，把中文钓鱼岛变成日文“尖阁列岛”，就可以算作有了历史“依据”？

历史教育，在日本，看来至少在日本右翼人士中间，至少那些为钓鱼岛争端而上街的示威者中间，似乎是一种选择性记忆、一种自我欺骗和自我满足。这种教育所形成的历史观、世界观，透着无知、荒唐、邪恶，必定与历史为敌、与邻国冲突。

记得将近30年前，大学高年级，遇到一位日本老人，颇为健谈，一意示好。他说，中日一定要结盟，理由是中国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大的地方，有那么厉害的武器；而日本有那么厉害的技术，有那么多资金；两国联合，世界一定属于中日，下个世纪一定属于中日……

相信，对方确实是友好人士，努力做友好表示。只是，潜台词中，友好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征服世界、征服21世纪。

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没有攫取日本资源的时候。日本，正相反，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些人不仅有想法，还有做法。

中日邦交40年，一个时间节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日友好协会决定推迟举行40周年招待会，是正确之举。

日方一些人继续挑衅中、继续暴露中，时机不对、气氛不对，何以“招待”？倒不如让这些人折腾够了、累了，再回顾、审视，定位中日关系。

民主、法治社会，人们的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约束，守法应当成为超越价值分歧的底线共识。

日前，西安警方公布了日系车车主李建利重伤案的侦查情况，并公布了两张监控摄像拍摄的犯罪嫌疑人照片，希望市民积极提供线索。广州、深圳福田警方也在微博上发布通报，公布了20余名涉嫌在“抗议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示威活动”中实施打砸行为人员的图片，敦促他们尽快自首，并呼吁网民继续提供线索。

三地警方的上述举动，得到了网民和舆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表明，制造混乱、煽动暴力与民心相悖，打砸抢烧触发众怒。三地警方发布犯罪嫌疑人照片，表明了警方的立场和态度。

从各地警方初步查明的情况看，一些假“爱国”之名义实施打砸抢烧行为的，既有有组织的蓄意捣乱，也有无意识的头脑发热，其中不乏一些隐藏于社会角落的恶势力沉渣泛起，乘机作乱。但无论何种情况，其行为均已触犯法律，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类似西安李建利被重伤的案件，更是属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犯罪，情节令人发指。除了警方已公布的信息之外，还有多少打砸抢犯罪分子依然逍遥法外，各地警方需要展开更全面细致的调查。

也要看到，公布打砸者的照片，固然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不过当时未能及时制止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暴露出警方在一些人员聚集现场的应对不力。执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是警方的天职所在。应当说，大中城市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为警方及时控制街头秩序，提供了有利条件。面对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如果警方采取漠视、消极态度，则无异于纵容和鼓励。

在抗议活动中，还发生了一些公民个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因立场观点不合，殴打一位八旬老人。对此事件，亦应纳入法律轨道解决。警方当介入调查此事的真实情况，查清韩德强打人是否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理。民主、法治社会，人们的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约束，守法应当成为超越价值分歧的底线共识。查处抗议活动中的违法暴力行为，绝不能抓大放小，而应除恶务尽。

对抗议活动中实施打砸抢人员的处理，还应尽量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西安、青岛等地警方到底还掌握了那些犯罪信息，各地警方对打砸抢等犯罪分子的查处进度如何，不妨及时向社会公布，以此为契机，对社会大众普及公民教育、守法教育这一课。

爱国固然是高尚情感，但任何一种高尚情感的外在表达，都必须遵循起码的人我、群己关系准则，符合理性、文明、法治的要求。那些以为只要口号响亮、动机正当，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诉诸暴力的观念，必须摈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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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尽管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人记住了李昭的身姿：手持一块纸板站在西安的马路上，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这张令人动容的照片，在微博上被转发10余万次，网友评价：“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中国青年报》9月19日）

在翻滚的戾气面前，李昭是勇毅的；在非理性的盲动面前，李昭又是清醒的，因而显得可贵而可敬。诚如报道所称，在那天，李昭和其他许多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理智和良善，构成社会基石，构成足以对抗狂热和丑陋的“拐点”。

我愿意把李昭看作一名合格的公民，因为“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公民，不是虚空的概念，更不是脸谱化的标榜。公民，有勇气做什么，更有勇气不做什么，从人群中抽离出来，向暴力说不，就是公民；公民，是一种状态，可以选择独善其身，更是行动，矢志传递社会正能量。李昭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不世故，更不逐恶，不仅如此，他是一个有责任的青年，并且愿意将责任展现出来，“你若欣赏自己的价值，就给世界增加价值”。

学者朱学勤说过，公民意识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如果把李昭的行为，看做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那么刘艳峰的行为，显然是对公权力的监督。9月1日下午，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艳峰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因配戴多款名表而被称“表哥”）个人2011年度工资。18日下午，刘艳峰被电话告知，陕西省财政厅已就其所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相关答复内容已通过特快专递寄出。

监督公权力也好，维护公共利益也罢，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公民意识的表现，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公民。无论李昭还是刘艳峰，他们都很年轻，却有一种不流俗的锐气；他们不甘沉默，做怀有公民意识的行动者。我们未必是直接的受益者，却感受到了良善与正义，从而增添对当下与未来的信心。因为，公民意识的复苏与生长，人性的勃兴与舒展，总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有序、更进步和更美好。

“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曾如是感慨。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中国的今天，公民意识正在润物无声地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民不是奢侈的字眼，公民意识不是莽撞的怪物。但很显然，现实离我们的预期还有距离。比如，李昭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就像你在新加坡不乱扔烟头，肯定没人给你鼓掌”，舆论的热情赞许一方面让他开心，一方面又让他有点寒心。李昭的寒心，折射出现实的苦寒，因为李昭太少，所以他成了新闻人物；因为敢于向戾气说不的人不够多，所以他的行为备受激赏。

“斯世清浊，全赖我辈激扬”，社会的良性改观，需要更多的李昭，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葆有公民意识，而不是只做键盘公民，更不能做公民的敌人、公民意识的破坏者。而于公共权力而言，除了呵护与激发公民意识，也应该主动适应和推动公民意识生长，比如面对公民的权利诉求，主动晒三公；面对公民的叫板，能够谦抑，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此外，对民众还应多一些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方面的培养和操练。

暴力行为不是在“爱国”，而是在“害国”。对他人有悲悯之心，看重个人的尊严与权利，信仰法律与法治等等，这样的公民理性和公民精神，都是与领土一样宝贵的、需要每一个人来共同捍卫的价值。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81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自此之后，这一天，被每一个中国人定义为国耻日。

不久前，日本上演“购岛”闹剧，企图以此侵占我国领土，挑战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心理承受底线。这样的背景之下，国耻日必将在每个国人心头留下更深的烙印，进一步激发国人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地方出现了非理性的抗议行为，甚至出现打砸烧等不法行为，尤其抵制日货过程中破坏私有财产的现象，值得深思。那一张张打砸现场图片，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爱国”名义下暴力的可怕。几天来，社会各方通过不同途径呼吁民众理性表达，抵制暴力，“理性”成了人们公共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

是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理性精神，更需要理性、文明、宽容的公民，而不是暴力打砸抢的所谓“爱国者”。何谓现代公民？也许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述，但毫无疑问，理性的思维、独立的判断力、开放的视野、平和的心态等是其中的重要内涵。这里面，理性又是获得独立判断力、开放视野与平和心态的根本前提。

公民群体不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和抽象的概念，也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每个人彼此能感触到的理性公民组成的共同体。而事实上，现代社会里，对陌生人的态度，往往是衡量国民素质的重要标准。或者正如微博上有人所说，一个人是否能成为好的公民，不仅仅要看其对待朋友的态度，也要看其对待“敌人”的态度。

而出现在抗议活动中的一些充满戾气的口号，只能让人感觉到公民精神在一些人身上的缺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南方日报》官方微博称，因在武汉丢失自行车引起国人关注的日本人河原启一郎，在云南彝良地震后，自购药品前往灾区参与志愿者救助活动，却遭遇多人攻击，虽然没有受伤，但他感到“非常伤心”。这样的暴力行为，不是在“爱国”，而是在“害国”。

必须明白，当你走上街头，为个人私事以外的公共事务而表达诉求时，你首先是一个公民。不影响他人，不侵犯他人，不损害他人，理应成为公民行为的底线与准则。无论有多么漂亮、多么大义凛然的借口，暴虐始终是暴虐，始终不能被原谅。据《人民日报》报道，香港民众16日下午以理性的方式举行纪念“九一八”、保卫钓鱼岛游行，历经两小时后和平散去，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公民素质对我们不无启示。

但无论如何，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样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社会里，在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独立观察与思考，越来越多人的内心被现代文明所浸润的今天，非理性的“盲从”毕竟是少数。且不说出现在广州街头的“爱广州，非暴力”的标语，出现在西安的写有“前方砸车，日系车请调头”字样的纸板（这样的照片在微博被上万次顶起），河原启一郎遭围攻后，已有数万网友在他的微博上留言表示抱歉，并感谢他对中国灾区的援助……这种谦谦情怀与温润风度，才与一个面向世界的古老文明大国的国民形象相称。

今天，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公民。对他人有悲悯之心，看重个人的尊严与权利，信仰法律与法治等等，这样的公民理性和公民精神，都是与领土一样宝贵的、需要每一个人来共同捍卫的价值。相信，在对暴力与戾气的警惕与反思中，我们的社会终将更好地与文明同行。

解决中日之间的领土等争议，最终靠的是国家的强大；达致这个目标，既需要全力提升经济、军事、科技等为核心的国家硬实力，也需要全力提升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为目标的民族软实力。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柳条湖事变”，以武力攻击中国东北，由此揭开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序幕，让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现代史上这耻辱、悲怆的一页，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

今天纪念“九一八”，仍然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按照中国的传统，大家都习惯讲“九九归一”，81年超越了一个甲子的轮回，让历史走向终结，又让时间面临新的开始。另一方面，近来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非法行径，令中日关系陷入冰点，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上个周末始，在国内一些城市，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抗议日本政府。

今天，纪念“九一八”，“勿忘国耻”，也需要站在一个新的基点上，更加清醒、理性地面对中日两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纠结”。

我们既需要认识到，现在中日关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乃是因为中国和中国的公民日渐强大，我们切不可“内斗”而自乱阵脚，应该明白大是大非，明确爱国和打砸抢等违法犯罪之间的边界，对日本政府、日本右翼分子和日本民众、日本企业做出区分。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一直紧跟西方步伐、谋求“脱亚入欧”、且曾经长期雄霸世界第二交椅的日本五味杂陈。包括石原慎太郎等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近来频频挑衅滋事，一些政客在钓鱼岛、侵华历史等问题上日趋执拗乖张，正是这种复杂心态的集中体现。

不过，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屡屡遭遇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击，此次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各地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日方应该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在日方，日方理应正视这种强大的中国民意，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

而中国民众在表达爱国热情和愤怒的时候，需要理性、理性、再理性。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烧不仅不会昭雪国耻，反而会自损实力、自毁长城。

其实，真正挑起事端的，只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和某些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政客们。大多数日本民众对此并不认同，成千上万在华的日本留学生、企业雇员、游客等，他们是无辜的，我们绝不能把愤怒发泄在他们身上。

在钓鱼岛问题上，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或者还要拿出有效的反制措施，与日方交涉，并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不过，由于其复杂性，解决起来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解决中日之间的领土等争议，最终靠的不是口头呐喊，而是国家的强大；达致这个目标，既需要全力提升经济、军事、科技等为核心的国家硬实力，也需要全力提升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为目标的民族软实力。

如此，才能让数千年来以文明自信、淡定平和的华夏中国，在经历“九一八”国耻这样的历史悲情后，国富民强，文明自信，淡定平和，有效捍卫国家利益。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1周年。这个日子，因“钓鱼岛事件”而变得格外沉重。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时，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置中日友好大局于不顾，罔顾历史事实，强行实施所谓的“购岛”行动，引发我国民众的愤怒和不满。近几天，各地均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需要铭记历史，国土的沦陷，是民族的耻辱；日本的侵华暴行，是中国人抹不去的记忆。我们需要记住曾经的屈辱和抗争，记住战争的惨痛、文明的脆弱和侵略者的野蛮残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必须铭记并反思过去的苦难，并从中汲取进步的力量。

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同样是落后的受害者。近代中国的每一次“受辱”，都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相关。文明的世界，不再是“弱者”挨打，所有的国家，不管强弱或大小，主权和尊严都不应受到侵犯。但是，国与国的利益之争，最终依然是国家实力的较量。

日本的右翼势力，将钓鱼岛当作自己的政治筹码，他们深知“购岛”可能引发的后果——日本媒体幸灾乐祸地称中国抗日陷入“暴徒化”，并预测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恐怕这才是居心叵测的石原们真正想要的结果。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具备很强的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能给其以致命打击的，唯有“内乱”。对此，我们要有冷静的判断，不然，很容易掉入别有用心者的陷阱。

中日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棋局，中国对钓鱼岛的反制措施，已经有所成效。然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却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在对局势有着客观分析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有着准确的认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GDP已经超越日本，相比之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这让一些国人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心态，“保钓”中，很多人呼吁抵制日货，甚至有人预言：“中国人一天不买日货，日本一半以上的工厂就要倒闭；中国人半个月不买日货，日本的整个工业支柱就要彻底垮台”。

这种自负有些极端。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分析，清朝时期的中国，GDP曾一度位居世界第一，却遭遇西方列强侵凌，不得不割地赔款。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不认为那时的中国是强国。即使是今天，中国的GDP再次位居前列，也并不意味着综合国力就“无可匹敌”。起码现在，我们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尚有差距。

一个国家，是否能赢得世界的认可与尊重，与它的实力和努力直接相关。如今，没有哪个国家，能轻视中国，靠的不是喊口号和自吹自擂，而是踏踏实实的苦干和付出。30年不停歇的奋发向上、艰苦努力，才创造了让世界惊羡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成就。

我们可以表达被“侵犯”的愤怒，但最终决定输赢的，肯定不是义愤填膺的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代表也是振臂高呼，要求国家主权和利益，有几个国家认真倾听？二战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国民的戮力同心。大国的地位，需要有实力与之相匹配，而实力的累积，来自每一个国民的自强。

全球化的进程，让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封闭，只能拉大与文明的距离。国家利益寸步不让，国民心态，却应该包容和开放。即便是对手，也肯定有优长。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实力的竞争，同样也是社会文明、国民素质的竞争。这是一种软实力，涵盖着民主、法治、权利、正义等价值理念，也体现着政治清明、民生幸福。

铭记历史，为的不是沉溺于屈辱中延续仇恨，而是以一种自信自强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力量。

日本政府罔顾历史，非法“购买”钓鱼岛，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和不满。几天来，我国不少城市都爆发了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

从不断更新的微博中，可以看到这些抗议活动的进展。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表达爱国热情的同时，如何能做到冷静克制、保持理性。

掀翻的汽车、冒烟的街道、暴戾的表情——当日本媒体幸灾乐祸地称中国抗日陷入“暴徒化”，并预测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时，“非理性”的抗议，正中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

泄愤式的爱国，保卫不了钓鱼岛，更保卫不了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失去了对法律底线的恪守，激情就会变成恶魔。“义愤填膺”地打砸同胞的汽车，“同仇敌忾”地围攻在华的日本人，吃霸王餐，抢劫店铺，这些暴行，跟爱国毫不沾边。

砸车，损害的是公民的个人财产；袭击日餐店，累及无辜；抵制日货，也让国货一并受损。全球化之下，各国的经济已经彼此渗透融合，不由分说地抵制，很可能导致“玉石俱焚”。

爱国和害国，有时候只是一步之遥，理性是两者的分界线。钓鱼岛之争以及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绝非“匹夫之勇”就能了断。愤怒和冲动，不是解决问题之道。保持理性，才能应对复杂的局面，才能让别人明白你的利益表达，才能获得支持和尊重。而一旦偏离了理性，再理直气壮的诉求，也会在“闹剧”中化为乌有。

以此来审视此次的游行，在谴责一些暴力行为——它们必须得到严惩——的同时，也向那些理性的参与者致敬。

15日，北京民众在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当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在“平安北京”的官方微博发言：“在表达爱国热情过程中，大家都保持了理性的态度，配合现场民警引导，现场秩序井然。在此，北京警方感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大家！”

“贵阳新闻网”的官方微博报道：“今天（15日）的贵阳，没有人掀车、没有人破坏同胞财产，所有人都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文明贵阳人，是理性的爱国者，决不会伤害自己的同胞。”

网友“南京正在发生”的微博说：“总体来看，南京今天（15日）十分理性，没有看到掀翻的日系车，没有看到日系车被包围，没有看到店铺被砸，没有看到纵火，没有造成恐慌。”对于南京在示威过程的秩序，有网友称赞说：“南京警方预案做得很好，执行也很到位，为今天南京的秩序立下汗马功劳。”

微博上转发的湖北十堰市游行现场的照片显示，示威者秩序井然，警察手拉手站在游行队伍的两侧，护送他们前行。

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如果缺少自律和管理，很容易演变为不受约束的集群行为，导致失控和暴力。爱国的表达是否理性，不仅取决于参与者的素养，也有赖于管理者的作为。如何维持现场秩序，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控制违法行为——这些管理理性，一样不可或缺。

16日，在广州市民进行示威游行时，广州市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上提示：请广大市民依法、依规表达诉求，并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对涉及打砸等违法行为，警方将严格依法进行查处！ 市公安局同时转发了广州市政府新闻办的微博: 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的愤怒，但靠泄愤式爱国表达，保卫不了钓鱼岛。理性爱国、奋力强国、精心治国，才能真正捍卫民族尊严。

爱国，不是喊喊口号，图一时之快，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最终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让我们记住一个年轻人对 “中国该不该强硬反制日本”的看法。他说：我们要抵制日货，并不是要砸自己的日货，我们在各行各业，都要比它做得好。我们的官员，比他们的廉洁；我们的街道，比他们的干净；我们的桥，比他们的结实；我们的年轻人，比他们更有未来，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