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管教还是家暴，别“傻傻分不清楚”

视频显示,小女孩双眼四周红肿

昨日下午，有网友爆料称，宁德霞浦县一名女孩遭父母虐打，父母被带去调查后，小女孩再遭毒打，伤势更加严重。对此，霞浦县公安局表示，经调查，涉案父母确实有打了小女孩，但属于正常管教范围，不存在虐打之说。（9月8日 《东南快报》）

别拿“正常管教”替家暴开脱

戴先任

在市民举报后，警察将小女孩父母带去调查，结果回家后，小孩又是遭受一顿毒打，伤势更加严重，这样的情况是否属实？警方并没说清。但警方称，父母平时会用小竹鞭抽打，但这属于“正常管教范围”。小竹鞭抽打何以成了正常管教？另外，不管是拿狗链子还是皮包带子捆孩子，这种做法都会给小孩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

在很多人眼中，正常管教与家暴是“傻傻分不清楚”。很多人认为打是亲，骂是爱，“棍棍棒棒出孝子”，家暴在他们眼中，便是正常的管教。甚至一些执法部门也不能正确认识到家暴的危害性，对于一些家暴行为持“零惩戒”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而对家庭成员实施捆绑、禁闭、残害等行为是严重的家暴行为。小女孩被母亲捆绑，用小竹鞭抽打，实质上已经算是一种虐童行为。

要能阻止家暴持续并严重化，要能预防家暴的发生，首先需要分清正常管教与家暴的界线。从执法部门到发现家暴后对此具有举报责任的学校与医院等，再到每个人，都应该不能把家暴混同于正常管教。

警方认为涉案父母打小女孩，是正常管教，也让人怀疑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一种“懒政”思维;而在社会上，对孩子动辄进行打骂的家长，确实不在少数，警方或许怕如果扩大了打击面，也会力有未逮。

但对家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让家暴收敛，反倒会纵容家暴，容易让家暴变本加厉，更加肆虐。像霞浦县小孩遭受父母虐打这一案件，既然有热心市民举报，警方介入，虽然家暴行为或并不算很严重，警方也不能只是以正常管教为由轻纵，而要对受虐小孩父母予以警告与惩戒。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规定，可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并定期进行回访，或让当地社区予以跟进，如若小女孩继续受到虐待，甚至受到更严重的虐待，则可以替受害人向当地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或是采取变更监护人等措施，来保护受害女童。如此才算尽到自身职责，而不能是沦为家暴的“帮凶”。

   虐打与正常管教分界线应在哪里

   谌尘

   日前有网友爆料，福建霞浦县一名7岁女童长期遭父母虐打，还被用狗链控制。在警方调查之后，孩子又遭毒打。霞浦警方表示，经查涉案父母确实打了小女童，但属于正常管教范围，拴女童的是皮包带。

到底是“虐打”还是“正常管教”，网友和警方各执一词。邻居和网友判断“虐打”，证据是女童头缠纱布、表情木然;警方说是正常管教，因为女童母亲身患侏儒症、孤僻无业、不拴无法管教。舆论喧嚣，僵持不下，关于“正常管教”，有没有一个相对清晰、明确的标准?

是否受伤是一个标准。但该事件中，警方传达的几乎全是家属的解释，有没有带女童到医院做检查不得而知，自然难以服众。那么，是不是如果不造成伤残，无论父母怎么殴打、拘束都算“正常管教”呢?显然不能这么说，但法律的边界似乎并不清晰。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光靠街坊邻居热心举报不够，更需要警方、民政等部门有效作为，需要法律给“正常管教”划出明确的界限。 (京华时报)

儿童被虐打当反思庇护手段前移

刘建国

女童被家长虐打，依赖于警方的调查，必然会引发家长的怒气，再次虐打明显具有报复嫌疑。那么，父母动手虐打孩子，一旦无法达到违法标准，警方只能将其当作“家务事”。如此之下，对于某些具有暴戾倾向的家长，无疑会让孩子面临屡禁不止的噩梦，对他们的身心伤害可想而知。

应该说，从法律角度而言，对于虐待殴打未成年的行为，都予以严厉禁止。不过，不管是刑法规定，还是婚姻法、未成年人法律规定，其都侧重于事后救济，而救济方式也不过是判刑、剥夺监护权等等。然而，这种保护儿童权益的方式，明显具有短板和不足。一方面，事后惩罚不能亡羊补牢，儿童权益已经被侵害，难以弥补因此而造成的身心伤害。另一方面，处罚手段过于单一，类似于剥夺监护权等规定，缺乏外部配套规定，致使纸面规定沦为摆设。

事实上，要想切实维护好儿童合法权益，关键还是要将“防护网”前移，从源头上消除侵权隐患。比如，在美国，家长一旦对孩子成长不利，将会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制裁。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只要具有轻微的虐打行为，就会被剥夺监护权，由他人或者相应的社会机构承担监护职责。即便，某些家长在虐打孩子后，具有悔改的意向，也很难再接近孩子。而在我国，虐待孩子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无疑助长了某些家长的暴戾行径。

前不久，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北京男婴乐乐被亲生父亲毒打致残。乐乐妈妈在律师的见证下，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救助中心签订《共同监护协议》，并委托律师提起撤销丈夫监护人资格的诉讼。而该案例，则是《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由未成年受害人母亲提起的监护资格撤销之诉。从该个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间力量主动参与儿童权益保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探索。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不管是政府力量，还是民间力量，应该及时前移，注重源头保障和维护。儿童不同于成年人，不能依赖于法律惩罚的滞后性，而是应该使庇护手段更具前瞻性。假如，消除了产生暴戾心态的土壤，将儿童与虐打行为在第一时间分离，对于受虐儿童的健康成长无疑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