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司法理性并非天生对头

【有质疑有回应，标准逐渐明晰，分歧慢慢缩小，这不就是舆论监督与司法理性的良性互动吗？倒是要对某些法律人棒喝一下：不要一看到舆论监督，就担忧起审判独立。】

6月12日，“唐慧女儿案”中的被告人周军辉、秦星收到了来自最高法的刑事裁定书。两人的死刑均被最高法裁定不核准，此案也被发回湖南高院重审。

在延宕了8年之后，屡次成为舆论风暴中心的这宗个案仍无定论，但一些评论家和法律界人士却急着来为最高法的“理性”叫好。在这些“理性”的围观者看来，其他持不同观点的都被“感性”裹胁了。包括湖南高院的原判决，也是被舆论所逼。一位知名评论人还援引湖南高院一位法官的话说，“我们这个判决，最后就是寄希望于最高院不核准，因为这个案子确实不应该判任何人死刑”。

不该判死刑却判了，责任全在舆论。不核准死刑，就是法官理性。这样的言论令人心寒。舆论当然会影响司法，但舆论如何能左右司法？

在众声喧哗的公共舆论场，舆论从来未曾统一过。唐慧曾祈求最高法“督促湖南高院依法从重尽快判决7名被告死刑”，这一“祈求”就算是唐慧本人，也未奢望实现，那只是她借以和司法机关博弈的一个“要价”而已。传统媒体的报道或评论，更找不出明确表示支持唐慧这一“祈求”的例子。相反，多数舆论都在呼吁法院依法公正裁判。也有众多法律人撰文或接受访谈，对该案适用死刑表达了明确的反对。如果说舆论影响了司法，这些不同指向的舆论，都是影响因子。把一宗个案的裁判结果，归结为受到了某人言论的左右，是极不负责的判断。难道最高法这次裁定不核准死刑，也是受了某位法律人关于抵制舆论审判的不当影响，才变得“理性”了？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法官想要超然于舆论之外，几无可能。对于舆论场上的不同声音，愿意兼听的，不妨听之。对自己的法律判断和裁判技艺颇有信心的，无视舆论喧嚣也无碍司法裁判。法院呈现公正并不在于他对舆论的研判或把握，而首先在于他是不是向公众提供了一份有说服力的裁判文书。

昨天被广为传播的最高法院裁定书，其实也是一种舆论。法官透过裁定书，对不核准死刑的理由作了陈述，“鉴于周军辉、秦星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这也是引发争议最大的地方，周、秦的犯罪情节不算“特别严重”，那么哪些情节才算得上呢？

可能是预料到民众会就此提出质疑，最高法院昨天还以刑一庭负责人答媒体问的方式，对“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作了一番解释。这位负责人举例说，“如大规模强迫卖淫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强迫多名幼女卖淫的，多次在公共场所劫持他人拘禁后强迫卖淫的，或者强迫卖淫手段特别残忍、造成被害人严重残疾或者死亡等情形，才可考虑判处死刑”。

有质疑有回应，标准逐渐明晰，分歧慢慢缩小，这不就是舆论监督与司法理性的良性互动吗？倒是要对某些法律人棒喝一下：不要一看到舆论监督，就担忧起审判独立。司法没那么脆弱，舆论也没那么强大。回到本案，就算唐慧多次上访提出要判7名被告人死刑，试问哪位法官会照着唐慧的“舆论”就真这么判？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