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

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一）繁花满树，逶迤而来的春光，并未驱散这个世界接踵而至的挑战。

从纷纷扰扰的东亚地缘政治博弈，到跌宕起伏的克里米亚局势，再到牵动人心的马航航班失联，全球化正在将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向一片未知海域。新的秩序在萌动，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矛盾在产生，新的挑战在积聚。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需思考：如何为我们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

今年年初，预测世界经济前景时，就有专家断言“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并认定“全世界都将受益于中国的改革举措”。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的访欧之旅，再度为国际社会广泛瞩目，相对于“习外交”耳目一新的丰富内涵，改革的旋律在“欧洲坐标”中反复闪现。一个新兴大国活力四溢的气度、豪情万丈的雄心，为忧心忡忡的世界注入信心：为什么不能用更进取的行为，改写人类不确定的命运？

毫无疑问，世界上最难的是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放弃陈规、丢掉积习、甚至牺牲自我，因此它考验勇气、磨砺信念，也衡量担当。对于视改革为时代精神的中国而言，在慨然行进35年后，之所以选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突破新的历史隘口，正是希望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寻找一片更为开阔的水域，为风云变幻的世界版图，构筑一块更为坚实的地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所企望达到的“总目标”，从制度、改革、现代化三个维度，给出了撬动中国发展的“总支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提升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熔铸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样的跨越，不仅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改革擘画，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顶层设计，甚至是人类制度文明一段富有勇气的征程。

从时间表倒数最紧迫的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伴随着总目标的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迅速拉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总目标？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回望改革开放历程，赶上时代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现代化指向。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的辞典里，“现代化”与“改革”始终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只要把这些现代化拼接起来，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可是，靠什么推进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一旦落到实践层面，很多问题就冒了出来。单枪匹马的改革“新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化解众多积重难返的矛盾；那些灵机一动的“点子”即使能救活一个产品一家工厂，也终不可与成熟的创新机制同日而语；而离开了严密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一放就灵”“一包就灵”的神话，很快就会褪色失灵。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代化才能平稳持续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渐进式的路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决定了我们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发、零散和独立进行的，那么改革走到今天，各项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更多是由严峻的形势所倒逼，其核心任务是克服那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层面上全方位优化，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要求时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执行环节重视不够，或是忽视了对制度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那么到今天，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共同完善，已是势在必行。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现代化作为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