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弱势群体不应成为社会关爱的盲点

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广东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日前，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经调查认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到杨九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对其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常年不离不弃照顾母亲的孝子“拔刀相向”，前后判若两人的对比反差，让人大跌眼镜。“孝子弑母”的人性坍塌，杨九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孝子弑母”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社会的悲哀。面对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事件，仅仅依靠家庭力量往往力不从心。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来说，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大病医疗救治制度尚未覆盖、多渠道的社会救助尚未抵达的情形下，他们的人生，注定是悲苦、凄凉和黯淡无光的。

制度之爱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让人性逐渐变异，甚至走向危险地带，连亲情伦理都难免受到伤害。杨九并不是不愿意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困顿的现实，让他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觉得生活没意思、觉得自己没用、责怪自己不能给母亲带来好的生活，便试图选择失范型自杀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之所以“孝子弑母”，是不愿意看到母亲无人照料。

杨九并不缺乏对母亲的爱与责任，而是归咎于“哀莫大于心死”。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他，不惜选择和母亲“同归于尽”，让人痛心不已。作为流动弱势群体的一个缩影，杨九和母亲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既无法享受农村的低廉生活成本，也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点。如果他们的生存境遇能够早一点被发现和重视，“孝子弑母”的悲情或许就可以避免。

庆幸的是，杨九和母亲都获得了生命的延续，检察机关在坚持法律严肃性的基础上也对杨九进行了人性化的免予起诉。然而，他们人生的苦难并没有终止。对杨九和母亲进行公共救济和民间帮扶，点燃希望的心灯，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光亮和温暖，才是一个温暖社会的应有作为。

杨朝清（湖北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