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德修复需个体与制度共同发力

日前，中国医师协会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已正式启动执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因医德医风问题未通过考核的医生将被列入“黑名单”。

福建漳州医腐案的阴影仍在，当下陕西富平医生贩婴案更引得举国哗然，医生的职业道德、职业形象再次引起社会普遍关注。“黑名单”出现在这个背景下，更回应了医疗行业风气滑坡的整体背景，它将与医师考核、执业资格挂钩，重在震慑这些不良的职业行为，是修复医德的一种努力。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回避医疗的“大气候”问题。

一些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医生行为，即如贩卖婴儿，往往还是需要一定的作恶“勇气”，也离不开一定的偶然性，甚至医疗风尚极佳的环境下，也无法完全摒除这些行为。而一些看似庸常的恶，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恶，隐伏于“潜规则”之下、人人借以卸去道德自觉的恶，却是普遍存在、尤需制度性反思的。一个月前的福建漳州医腐案正是这一现象的极端后果，全市73家市直医院无一幸免，90％医生涉案。我们固然不耻这些医生的行为，但他们身后那套无法激发职业耻感的环境制度，更是令人痛心。

生活中的医疗腐败时有发生，医药界的“公关费”，医疗行为中的“红包”，各种过度医疗，我们都不陌生。患者不敢怠慢一些医生，别人送红包，自己不敢不送，这些患者在自觉自愿配合医疗行业中的一些不良风气。一些医生躲不过“公关费”，只好就范，他们心中知道整个环境如此，自己要出淤泥而不染，需要付出超越一般良知的勇气。个体医生的失德无法原谅，我们却又无法指望每一个医生都有着全副武装的道德感、职业感，以做到独善其身。

这些失德行为，久而久之，蔚然成风，习惯成自然。你情我愿的事，美其名曰有“礼尚往来”，没有触动法律红线，好似也不能怎么办。有医生向媒体表示，“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说法很无理，反映的心声却很普遍。或者可以说，游走灰色地带的成本小，谨守职业规范、保持职业良知的成本大，制度不佳，对失德医生没有太大的威慑力，却牵掣了医生职业与道德追求的动力。

“黑名单”是修复失德行为的一种努力，但维系整个医疗行业的制度，是一个综合体，需要完整的修复。有些医院甚至要求医生在开药时，务必使用上级指定品牌，遵守这一要求的医生又能不能进“黑名单”呢？不遵从要求的医生又能否做到气定神闲，甚至保持一份稳定的医疗事业？对于这样的“制度”，“黑名单”其实爱莫能助。

需要承认的是，医疗以产业化的方式运作，存在买卖与供给，是产业就会有利润，对利润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但医疗同时还是一项社会事业，维系人们的医疗需求，保证人们的社会权益，更是人类永恒的需要。医生需要在这份体面的职业中，获得体面的生活，但同时也应面临着专业门槛、道德门槛。一个健康有序的医疗环境制度，本身就应是一个高门槛，让人有追求职业与道德的充分动力，却丝毫不敢犯禁。

“黑名单”依然值得肯定，举措本身还是指明了一个光明的方向，也显示了卫生部门治理医疗生态的决心。但“黑名单”唯有建立在能够支撑它的环境制度中，才能有效运行。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绝不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画面，更应是我们不倦追求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