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某省足球协会主席并掌管一家酒业公司的张某，悄悄从他人遗忘在ATM机里的银行卡中提款1.7万元。近日，北京市一中院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

很多人由此联想到“许霆案”， 认为许霆当年取走银行的17.5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张某盗取他人1.7万元，却只判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很不公平。事实上，许霆案经过发回重审后，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考虑到张某涉案金额为1.7万元，且有投案自首情节，判处他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不算显失公平。

又有很多人联想起足协，认为足协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里不但诞生贪污、受贿犯，还居然诞生盗窃犯。这说法似乎并不为过，在前年掀起的“反赌风暴”中，不但李东生、蔚少辉、张建强、范广鸣等一干足协高官落马，更有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足协副主席落马。然而，考虑到河南省交通厅四任厅长等“前腐后继”事实，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不仅存在于足协。

然而，省足球协会主席盗窃案与许霆案并非没有可比性。如果说，对保安出身，口袋中并无多少度日钱财的许霆来说，面对银行ATM机出了故障，当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取不义之财时，人性之恶会充分显现。那为什么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要名誉有名誉的张某，却仍然伸手对他人遗留下的信用卡进行盗取呢？到底是什么让他铤而走险，去盗取对他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月花销的区区1.7万元呢？这问题使我们陡然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贫是富，是高贵还是低贱，都很难抗拒诱惑——因为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魔鬼，即人性之恶的一面，这恶的一面并不因平时道貌岸然而消失。在制约与监督缺失之下，面对诱惑，它就可能从心中跃出。

这让我们重新回到足协问题上来，足协内部出现了如此之多腐败问题。谢亚龙落马了，但他并非天生的腐败分子，其部属回忆：“谢书记到外面视察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涉足娱乐场所，对于多次邀请都给予了拒绝。”“他留给安康人的印象除了清廉外，就是他有些略显固执的性格。”同样，当年南勇也曾在很多会议上义正辞严地要求大家廉洁自律。也许真正问题在于，我们太相信“道德血液”的作用了，太相信教育对一个官员的作用。我们将一个又一个诱惑摆在他们面前，而又不加监督与制约，忽略了他们内心隐藏着的“魔鬼”。然而，一个省足协主席面对一张他人遗留的信用卡，内心的“魔鬼”都会释放，何况，我们把如此巨大的权力、如此之多的资金放在少数足协官员手中呢？

如此说，省足协主席盗取1.7万元的事与足协未必无关，更关系到法治与社会治理、权力制约的问题。如果人人为天使，则不需要政府，更不需要法治。法治的出现正为抑制人性之恶。我们不能将一个又一个巨大诱惑（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不加制约地放在任何人面前，无论他是官员、富翁、穷人还是道德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