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上旬，我的批评文章《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发表后，招致了春晚总导演马东专门撰文回应，从而引发了被媒体定义为“教授导演春晚骂战”的争端。日前某报“半月谈”发表评论文章《那些争论并不重要》，该文称：“对于春晚，人们各取所需，各爱所爱，笑而不语，就足够了。争论？算了吧，它真的没那么重要。”

为什么今天围绕春晚的争论“并不重要”？该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春晚本身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换言之“春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真是如此吗？

从一方面讲，春晚的重要性的确在下降。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春晚的收视率受到质疑；二是春晚的认可度严重下降；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春晚放弃了“国家晚会”的社会责任，在“娱乐大众”的旗帜下潜伏低俗表演，丧失了维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职能。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春晚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而是在持续攀升。这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从1983年的零广告收入，到2010年的过6亿元的广告收入，春晚广告的单位时间价格已经超过了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广告的最高价格（《北京晚报》2月24日）。据悉，直至今年，每届春晚制作最高投入约1000万元，因此春晚的投资回报是1:60。春晚是非营利的国家公益晚会。在天底下，恐怕就是以最大营利为宗旨的西方娱乐商演也难有春晚这么高的回报率吧？

其二，在当今中国演艺界，无论是否已出道，是否已成名，多少人挤破头都想上春晚镀金？对于那些“上不够”和“死要上”的人来说，能说春晚重要性在下降吗？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演艺界流行“春晚梦”，春晚节目的低俗化对当今中国演艺界甚至青少年艺术教育的负面导向作用也日趋严重。当我们看到，每年春晚那些低俗的表演节目在日后被演艺界和中小学广泛习仿，形成“春晚表演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多年来与“反三俗”相逆的低俗化潮流越反越猛。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春晚的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春晚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只要有中国，就要有春晚。现在的事实是，当春晚放弃正确导向、突破必要底线，因低俗而加速丧失观众、口碑败坏的同时，它作为“国家晚会”的吸金魔力和镀金神力却极度膨胀，因而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负面意义也相应严重化。这是从反面证明了春晚的重要性不可动摇。

春晚在演变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吸金、镀金的“国家基地”。近30年历程下来，春晚舞台已经被几位“春晚钉子户”垄断——“师傅带徒弟”，正在把春晚舞台世袭化。作为“春晚最牛钉子户”，赵本山连年成批带徒弟上春晚镀金，想带几位就带几位；想带谁就带谁。赵本山现象表明，春晚不仅变成了演艺界利益集团的角逐舞台，而且已出现帮会化现象。

在春晚总导演们的纵容下，现在春晚舞台上的赵本山们，把愚昧当幽默，以低俗作娱乐，把春晚舞台日益恶俗化的同时，台下的春晚主办者和台上的赵本山们正在“各取所需，各爱所爱”。眼睁睁看到春晚如此败象，我们真的只应该“笑而不语”，而且还要说服自己“足够了”吗？恐怕很少有良知的国人会对此高论鼓掌称是吧。

我还读到两位记者朋友写的另一文章，对我批评春晚有如是建议：“对于肖教授，想说的是，批评得确实有些太狠，文艺理论家洛詹尔有句话说得好：‘巧妙地质疑是一个优秀批评家的重要特征’。”我对“洛詹尔”一无所知，自然也不知他所谓“巧妙地质疑”是何大义。什么是“巧妙地质疑”呢？我揣测下来，是否就是把批评的功夫做到“隔山打牛”、“踏雪无痕”的境界？

我认为，对于批评，应当不存在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天下通用的“巧妙地质疑”技巧。如果你只想做个好人，就不要打算进入地狱。批评是投身地狱的事业。我是这样认识批评的。

也许我将来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今天我坚定地认为，我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对春晚现状的严正批评软弱化为“巧妙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