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上周发布的 《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在我看来是迄今为止中国单一地方政府拟实行的最彻底、最干净的城乡户籍改革。它的意义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其中之一就是打破农民的身份限制，今后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农民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职业，看似没有什么不同，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职业农民，顾名思义，是指把务农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就好比老师把教书作为一种职业、医生把看病作为一种职业一样，是社会中万千个职业的一种。假如你是个知识分子，哪一天你厌倦了坐而论道，转而选择租几亩地种种，参与市场交易，那么，从进入市场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份就变成了一个农民。所以，职业农民的身份是随时可变换的，今天是农民，明天或许是工人，后天或许是教书先生，只要你具备所从事行业的技能。

但身份农民的 “身份”是不可变换的。哪怕你从事其他行业，你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农民工就是一个例证。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分布于社会的多个方面，就是没有从事农业的，但在社会学的分类中，在管理者眼里，他依然被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来看待和管理。这就是两者的差别。

换言之，身份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具有强制性，不可选择性；而职业农民是可自己选择的，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只有两者都从事农业，才是一样的，除此外，他们没有一丁点相同的地方。

当下的中国，农民由一种身份变为一种职业，意义自非一般。因为就实际来讲，农民这个称呼，对多数农村人而言，不仅仅意味着他的职业是种田，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文化乃至一种心理状态。农民如果从上述社会对他们的规制中解放出来，回归到他本来的意义——— 即只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那么，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比过去更加开放自由，农民有了比过去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赞许成都的这个改革，因为它从制度上破除了锁在农民身上的身份“枷锁”。

根据报道，成都的此一改革是要还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全面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以后农民进城不单不会牺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权，而且在统一户籍背景下，进城农民还可和现有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要让农民成为一种职业，必须要做到城乡平权，包括户籍制度、社保体制等一系列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一致，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总体贫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在自由流动、迁徙和居住上的权利受限，就是在一些基本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矮人一等”。当然，要做到城乡制度的统一，还需要我们做出很大努力，毕竟历史形成的、又附着很多现实利益的不合理体制不是一下子就可消除，但必须强调，不能再拖。

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始终绕不开两个问题：一是农民权利的提高，二是农业人口的减少。若农民从一种身份的标志转变为职业，那么，离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比较彻底地解放农民，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就已经不远了。（邓聿文 《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