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有偿家教，从出现开始就争议不断，最初是道德上的争议，现在已经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了。可有意思的是，不同地方的立法结论又各异，刚有消息说山东立法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活动”，今天又有消息说“浙江拟立法有条件放开在校教师有偿家教”。（相关报道见12版）

将有偿家教推到立法的高度，加上不同地方在立法态度上的截然不同，使得“有偿家教”的争论更加激烈，也更难统一了。我们不禁要问，“有偿家教”真的到了必须单独立法规范的时候了吗？

教师能不能从事“有偿家教”，我们完全可以从教师的法律身份加以推论。我国《教师法》对教师的定义是“从事教育教学事业的专业人员”，这一定义从职业特征上对教师进行了描述，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教师的身份，这才是“有偿家教”争论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要立法，立法明确教师的法律身份显然比对“有偿家教”本身进行立法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扬子晚报》10月18日刊发的纪卓瑶先生的评论文章《禁止有偿家教不如明确教师为公务员》，更接近本质。

按照法律规范指示的当事人的自主程度，我们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规范，一类是任意性法律规范。纵观世界法制史，在专制时代，运用比较多的是强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规范，而在张扬公民权利的现代法治社会，一般只在基础性质的领域才使用强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规范。其原因，主要是三种立法理念的冲突甚至对立，即“理念预设上是权利本位还是权力本位”、“价值选择上是结果主义（实质正义）还是行为主义（程序正义）”、“制度表达上是规范绝对化还是规范相对性”。当然，这些立法理念上的冲突，在今天已经小很多了，比如大家基本上接受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理念，基本接受了“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基础”的看法，基本接受了“相对性规范比绝对性规范更有教化力”的理念等。

以此来看，禁止与开放“有偿家教”，实质牵连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与教师的权利问题，简单地禁止或者简单地开放“有偿家教”实质是结果主义，“一刀切”就是典型的规范绝对化，对禁止或者开放条件的探讨，具有一定的规范相对性特征。以此观之，浙江的“拟立法有条件放开在校教师有偿家教”显然比山东的“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活动”更高明，高明就高明在“有条件”上面。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为浙江的立法更高明就大唱赞歌。法律除了明示作用之外，还有重要的预防和校正作用。“有偿家教”盛行，我们必须追问更加根本的东西，就是教师的本职工作质量如何？全社会的教育理念如何？显然，“有偿家教”之所以盛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教育质量不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就是应试教育的理念在作怪。因此，若要立法，立法规范教师本职工作的质量，立法细化素质教育的理念以使其更具可操作性，比对“有偿家教”单独立法更重要。或许，解决了教师的本职工作质量问题，解决了教育理念问题，“有偿家教”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对“有偿家教”进行立法规范，不是不可以，但千万不能舍本逐末，否则只会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到头来，“有偿家教”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积累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