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

泰国政治难题与“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就变成：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因而也是有违其自己历史的民主化教条。西方民主化历史的真相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英民主，这不用质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贵族制、寡头民主也没有多少区别，而真正民主化的到来则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迟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众民主从此到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欧洲的民主历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条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因为理论的简单化，而简单化的理论必然有违历史本身，以至于就连亨廷顿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在《第三波》中也沿着摩尔的路线得出所谓“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这样的命题。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泰国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反面教材。其实泰国并不特别。大量的历史和既有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有财富的阶级喜好自由，自由带来财产权，而且喜欢用脚投票，即哪里环境自由、哪里能发财就到哪里去，他们特别不喜欢一人一票的靠数人头的民主政治。什么人喜欢人头政治呢？什么人喜欢平等呢？当然是下层阶级、穷人和无产者。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政治思想上的主流理论一直是压制、妖魔化作为大众权利的民主的，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暴政”就是讲民主弊端的可能性。但是，当西方的大众、美国的黑人有了选举权以后，又没有出现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穷人对富人的合法剥夺，原因何在？在于宪法，在于法治，在于苛刻的制度安排，使得大众即使有了民主选举权也不能实行不利于富人的政策，民主变成了穷人4年一次的“嘉年华”，富人的隐忧消失了，穷人的心灵也得到了抚慰。

乌克兰悲剧与“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印度之所以是印度，即多民族、多种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于印度实行了民主政治。这是西方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其实，印度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印度，还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代议制民主下的联邦制。一个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规律：正是由于民主运动，一个又一个新生国家诞生了。联合国成立时只有40多个会员国，而今天则有200多个，其中民主化运动居功至伟。这是因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欧洲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民族主义运动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强化。1950~19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又是民族民主运动，大批亚非拉国家得以诞生。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更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奏的产物。

乌克兰的悲剧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东部的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西部的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和泰国一样，乌克兰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许之中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