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专访 | 袁靖委员：四项提案事关考古 多角度助力考古事业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深耕考古领域多年，从2018年开始，每年两会袁靖的提案都围绕着考古工作展开，涉及田野考古津贴、考古取费、考古人才培养、考古前置、考古数据库等，不遗余力地为考古事业发展“鼓”与“呼”。今年的两会也不例外，袁靖将提交六项提案，其中四项提案事关考古事业。

进一步加强科技考古 强化科技考古人才培养

“科技考古就是借助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当前，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的方法，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袁靖坦言。

据袁靖介绍，科技考古包括数字考古、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DNA研究、残留物分析、冶金考古、陶瓷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12个领域，成为提升中国考古学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技术支撑。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项目、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古人类基因组起源研究项目、青藏高原中更新世晚期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研究项目等，都是科技考古研究的重要案例，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

但袁靖指出，由于科技考古对专业人员和专用设备装备要求高，目前全国范围内仅规模较大的考古机构和高校能够配置专业化实验室或拥有某一领域的专业团队，科技考古的普及率不高、研究程度参差不齐，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考古学科和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此，袁靖建议，完善推行科技考古制度保障，制定田野考古中全面应用科技考古的工作手册（或导则），简明扼要地规定各类科技考古的取样方法，并根据遗址的特点提出最低的量化要求，在考古项目检查验收中要加强对科技考古进展的督导和考核比重。同时，为适应考古学发展的需要，调整完善经费管理办法，为开展科技考古提供设备和经费保障。

“还应加强科技考古队伍、标本库和数据库建设。”袁靖说，中央有关部门应针对各地考古机构及高校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分布现状，指导、鼓励组建有地区特色的科技考古联合研究机构。鼓励各地考古机构在增加编制的过程中招收从事相关科技考古研究人员，吸引更多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投身科技考古。同时，要推进全国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设，在建设中确保有科技考古样品的保存库房。以国家文物局相关重点科研基地为主，做好各类科技考古的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逐步推广到全国。

“强化科技考古人才培养尤其重要。”袁靖强调，“建议有关部门推动更多具有考古专业的高校做好科技考古的教学工作，全面、系统地对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科技考古的思路、方法和实践案例，扎实做好培养科技考古后续人才的工作。此外，还应加强包括技工和实验员在内的考古从业人员的培训，强化考古从业人员的科技考古意识和技能。”

加强多学科合作 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考古发展历程证明，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对考古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袁靖告诉记者。

但袁靖认为，现在跟考古相关的科研大项目，主要侧重于考古学借助多种科技手段开展的多学科合作模式，或者由考古学研究问题拓展出的多个考古学分支。从大的学科分类来说，目前考古学界经常强调的多学科合作，实际上多属于考古学大的学科范畴，而没有从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多个大学科领域共同聚焦考古遗址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先例。

袁靖举例说，以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为例，自1928年开始发掘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是国内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时间最长的遗址，曾是我国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因其突出价值于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既便如此，殷墟遗址也未实现众多领域开展合作研究的实践。“而在整个世界考古学界也没有这样全方位的研究。”袁靖强调。

袁靖认为，自1950年开始，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多次取得重大成果。结合当前实际工作情况，他建议先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着手，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同国家文物局、教育部，组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包括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讨论，筹建涉及考古、历史、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

“组成的研究团队将针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开展全方位的研究，用理论前沿、方法科学、材料丰富的精彩案例全面彰显在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辉煌历史。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凝练研究思路、完善研究方法、加强研究队伍，更好地带动全国的相关研究。”袁靖表示。

设立田野考古奖 调动考古工作者积极性

“百年考古人的接续奋斗，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考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科技考古、水下考古、中外考古、公众考古等蓬勃发展。”在考古学不断蓬勃发展之下，作为考古人的袁靖，有着自己的思考。“但却鲜有人深入了解真实的田野考古工作，了解成就背后十年如一日的耐心和付出。”

“为了奖励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研究单位和个人，促进田野考古工作进步及考古学科发展，国家曾于1993年设立了田野考古奖，并制定《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励办法（试行）》，仅2004至2010年间，国家文物局就为73项考古发掘项目授予了该奖项。”袁靖表示，但后来因一些原因，奖项被取消了。

“如今，考古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而田野考古工作条件艰苦，考古行业人才引进、评价与激励机制与时代发展需求不够相符，鼓励广大考古工作者积极性的奖励体系不够完善，因此，设立田野考古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袁靖说。

“设立的‘田野考古奖’，一方面是推动新时代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向行业展示高标准、高水平的田野考古工作实例，激励广大考古工作者向目标看齐，提升考古行业水准，增加行业活力；另一方面还是促进考古成果传播普及的有效形式，打造优质考古成果品牌，向公众阐释宣传、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同时，还是推动考古机构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更好完善、优化考古人才引进、评价、激励机制，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的积极性、创造性。”袁靖补充道。

为此，袁靖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立“田野考古奖”，作为文物考古领域最高级别奖项，奖励在我国田野考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考古机构和考古工作者。

为保障田野考古奖的顺序实施，袁靖说，“财政部、国家文物局保障‘田野考古奖’相关工作经费，设立‘田野考古奖’奖金，对获奖考古机构和考古工作者给予物质奖励。”

提升考古装备水平 科学、规范、高效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

考古装备的配备在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多年在一线从事考古工作的袁靖十分关注考古装备的问题。

袁靖介绍，根据全国性的调研，现在被各地的财政、审计机构认可的考古经费管理的文件仍是1990年发布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30多年过去，这个文件内容有些已经不能适应当今考古学发展的需要。

“令人欣慰的是，2018年，国家文物局为促进考古学科和考古行业顺利发展，确保考古工地和出土文物安全，不断提升考古装备设施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颁布了《考古装备及设施配备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袁靖说。

据袁靖了解，“《导则》在全国多数省份并没有得到顺利实施，不少地方政府认为《导则》缺乏必要的执行力和强制力，各地文物考古部门在实施《导则》时常遇到阻力，不利于考古装备设施的提升，影响到考古人员科学、规范、高效地开展考古工作。”

鉴于文物考古部门和研究人员面临的困境，袁靖提出，中央相关部门应及时调整完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参照《导则》标准，在政策上对考古装备设施做出明确规定，保证考古装备设施提升工作的顺利推进，进一步提高考古科研装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