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社会历史作用，判定战争的性质，进而决定战争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的重要原则。“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过去，运用这一标准能够比较清晰地对战争的性质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然而，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当代世界已经很少出现以往那种公开的、赤裸裸地侵略战争或民族压迫战争了，简单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原理已经很难对当代战争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科学的解读扑朔迷离的当代战争性质，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问题。列宁曾经指出；“决定战争的性质……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继续” 。他又说；“要弄清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确定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 。简言之，只有对战争进行辩证地、阶级地和历史地分析，才能就战争性质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

1、辩证地分析当代战争的根本动因，在正确解读战争的政治目的中明辨战争的性质

分析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判断战争性质的基本方法。而战争的政治目的总是与战争的根本动因紧密相联的。冷战结束后，各国力量发展的严重失衡，世界各地区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矛盾尖锐，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贩毒、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日益突出，使当代战争动因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多元化的战争动因为一些国家混淆视听，掩盖其发动战争的真实政治目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正义的借口。例如，“文明冲突论”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视为战争的根本动因，并基于这个看法得出了诸如文明亲缘关系将决定未来的国家关系；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观冲突可能成为世界政治的“中轴”；容纳多种文明形态的国家将会分裂；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等预言性结论。而“民主和平论”则将战争的根本动因归结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大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为价值观而战”等“新干涉主义”理论，认为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摧毁“暴政国家”，发动战争“天然合理”。应该承认，文明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的确可能引发战争，但并不是战争的根本动因。只有与战争根源相联系的引发战争的原因才是战争的根本动因。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观点明显的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们用观念形态的东西解释当代战争和社会冲突的根源，掩盖更为深层的经济根源和政治动因，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战争观的翻版，其实质是为维护和扩大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取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这一不可告人的战争政治目的作理论粉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