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在人物、流派、命题等层面的探讨上，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一学术领域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制约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与拓深。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问题最为突出：其一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的视野问题，其二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传统界分与边界厘定的问题。

其一，在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被当作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来加以划分的。这种学科分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地位，但却在逻辑上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离开来。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范式上不能根本地容纳国外马克思主义，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虽然与西方种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与刺激不无相关，但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提供的。在某种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以接续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为根本旨向来进行哲学创造的，他们的话语，往往是在以某种方式回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提出的理论问题与形成的思想现象。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这些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思想观点与理论进路，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的。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形态，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特殊的历史与逻辑交汇的产物，它们基本上没有溢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传统，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的组成部分而形成与发展的。因此，如果将它们生硬地分割开来进而以此为起点去孤立地讨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则不仅不可能深入到宽厚的哲学史逻辑中来清理哲学家是在什么样的路向上提出和破解问题的，而且也难以完整地彰显和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其二，人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研究，经常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下进行的。表面看来，这种学术定位似乎是为了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然而，深层地审视会发现，这里连带提出的是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分辨国外马克思主义内部传统的差异以及如何界划不同传统的研究边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