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分混杂”的反对派团结在反卡扎菲的旗帜下，并在北约军队的强力支持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当反对派变成执政者，国家的重建，将是一个与暴力革命完全不同的艰巨任务

10月20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欢庆的人群高喊着“暴君死了”的口号，如潮水般涌上街头。

像过节一样，他们庆祝着卡扎菲的死亡和他所主导的42年独裁统治时代的终结。除了烟花和礼炮等欢庆道具，他们还向路人发放巧克力和甜点以共享喜乐。“昨天直到深夜，市内主要路段人满为患，车满为患，交通几近瘫痪。”新华社特派的黎波里记者朱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所有的道具中，最为普遍和醒目的，是他们折断象征卡扎菲独裁政权的清一色绿色旗帜之后，所拥护的红、黑、绿三色旗帜。而后者代表的，是利益成分混杂的利比亚“过渡委员会”。这个由13名核心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将承担起利比亚新政权建立以及国家重建的大任。

“成分混杂”的反对派

今年48岁的利比亚人安瓦尔・哈拉咖回忆起22年前的一个晚上，依旧心有余悸。当夜，卡扎菲政权的安全特工来到了他在的黎波里的家中，以异教邪说罪将刚新婚不久的他带走并关押了11年。

原本希望成为计算机工程师的他，经历了这场变故数年后，成为了一名战士――从英国曼彻斯特返回利比亚参加了推翻卡扎菲的革命，并见证了最终的胜利。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拉咖当时被带往位于的黎波里西南的阿布萨利姆监狱，而这里关押着的政治犯和“异教邪说” 罪的人超过1000人。在监狱里，哈拉咖见证了1996年数百名囚犯被屠杀，并认为那次事件是利比亚现代史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

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事件一直被裹在迷雾之中，这也成为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仇恨之源。“因为缺乏大屠杀的信息，最近几年在班加西的人们开始展开例行抗议活动。”

其结果是，为监狱惨案受害者家人代理的人权律师法提・特比尔遭到逮捕，这就导致了今年2月游行示威运动的开始。加上始自突尼斯的变化的直接影响，使得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革命。

2月前后开始，像哈拉咖一样从国外回到利比亚投身革命的不在少数。就《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13位过渡委主要成员中，就有三名：巴哈、马伊胡和福帝亚。

而像人权律师法提・特比尔那样、曾在卡扎菲时期被定罪为政治犯的人，同样在过渡委核心成员中占据多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担任该委副主席和官方发言人的古贾。他曾经是利比亚人权律师，曾积极为当年在上述监狱大屠杀中丧生者的家庭做法律代表，后来参与创建全国过渡委员会并在内战中担任发言人。

和古贾一样，过渡委的青年代表特尔别尔也曾是人权活动家，并代表当年监狱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庭。他于今年2月15日在参加利比亚首次街头抗议时被捕，内战开始后获释。

另外一位在过渡委代表政治犯的厄尔尼诺・谢里夫则是利比亚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他曾因“串谋”被判31年徒刑。

除此之外，卡扎菲政权内部的“反叛者”直接成为反对派的核心。今年59岁的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便曾担任前政权的司法部长。而67岁的奥马尔・阿尔・哈里里更是曾与卡扎菲站在同一战壕，合谋将时任国王赶下台，并手把手教会卡扎菲开车，之后担任卡扎菲政权时期的利比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

不过，还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在从戎时，都代表着特定部落的利益。这可以解释为何在“过渡委”网站的成员介绍中，一些成员会被描述代表某个城市，比如曾为利比亚商人的穆塔西尔就代表米苏拉塔。

“反对派的成分复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开始时力量分散。”曾任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政务参赞和也门、叙利亚大使的时延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他认为，反对派的构成主要来自四方面，即卡扎菲的老部下，曾在国外反对卡扎菲的“海归派”，地方武装势力，传统的伊斯兰组织，甚至也包括一些基地组织参与者。

这些成分混杂的反对派，于2月27日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成立了临时政权――33名来自利比亚主要城市和乡镇的代表，组成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