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一句承诺奔走13年，只为让英烈们“回家”

在厦门，有这么一个人，13年来奔走25万多公里，寻访高龄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苏区干部，记录散落在民间的红色历史，为烈士们“寻魂”，倡议推动多处烈士陵园、烈士墓、纪念亭的落成，让烈士们“回家”。但在妻子眼中，他却是一个“不着家”的丈夫。

他叫王坚，原是厦门警备区的军营记者，如今是中央苏区口述历史研究专家、厦门新四军研究会理事。本期家访，记者走进王坚家中，倾听他和他的妻子，讲述这么一个普通家庭为英烈跋山涉水寻忠魂的故事。

出镜人物：王坚，52岁，厦门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妻子沈水红，46岁，厦门市博物馆工作人员。

地址：思明区厦禾路

心愿：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共同参与到抢救红色珍贵遗存的事业中。

“你们要听红军烈士的故事？那太好了！”接到采访电话，王坚一口便答应了，他说，你们来我家吧，我这里有很多故事。

12年前，92岁的老红军林攀阶，也这样邀请过王坚。

那是王坚立志挖掘中央苏区口述历史的第二年，原福建军区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林攀阶把一本珍藏了20余年的手写回忆录递给他。递交时，林攀阶没有马上松手，他望着刚满40岁的王坚的眼睛，认真地问：“你真的愿意去做吗？在四都镇的高山上给烈士们立一座碑，面朝东方。可能的话，在武平上湖村的山岗上也立一座纪念碑！”

“我试一试。”王坚说，也就是这样一句口头承诺，让他奔走了13年。他奔走的背后，妻子沈水红是坚强的后盾，尽管她也曾有过不解。

周四下午4点，记者敲响王坚的家门，他正在书桌前伏案写作，一双锐利的眼睛在四五本摊开的笔记、材料、电脑屏幕间，来回地翻找对照，仿佛要从那纷繁的记录、史料里找出一丝头绪。他没抬头，向记者打了个手势说：“等我下，马上好。”

妻子沈水红端来一盘切好的苹果，带着歉意笑道：“我都习惯了他的零乱。”交谈过程中，沈水红告诉记者，她和王坚一样是长汀人，两人都是老红军的后代，其中她的祖父是湘江战役牺牲的在册烈士。小时候走村入户，常能看到左邻右舍墙壁上的一张张红军烈士证明书。这些没有照片、不知埋骨何处的革命烈士，像一颗颗散落的红星，成为他们心中柔软的痛。

成年后，沈水红和王坚先后当了兵。每年休假探亲回乡，都能听老一辈提起，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很多抛头颅、洒热血的红军英烈牺牲后，尸骨不知下落，事迹也无人知晓。

“当时我就发愿，一定要为这些烈士做些什么。”王坚说。2009年3月，王坚从厦门警备区转业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寻访原中央苏区的高龄老人，进行抢救性采访记录。

从此，王坚像着了魔，为了抢救红色文化，后来干脆辞掉工作，一出门就是十几天。

作为烈士后代，沈水红刚开始是支持丈夫的。可作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她又是纠结的——丈夫长年不着家，就连那点工资也全搭在路上了。说起丈夫的执着，沈水红带着抱怨的语气回忆说，2010年，为了送孩子上学家里买了车，可渐渐却成了王坚寻访英烈事迹的专用车。8岁的儿子只能挤40多分钟的公交车回家，因为晕车，经常一下车就站在路边吐。

丈夫这样忙得不着家，到底为了什么？实在想不通的沈水红，决定亲自去看看。在长汀县四都镇荣坑村，沈水红见到了原汀瑞红军游击队队长刘国荣的遗孀赖马娣。当85岁的赖马娣含泪讲到刘国荣被叛徒枪杀割头，自己躲在山坡上咬破嘴唇痛不欲生时，沈水红哽咽着快步跑出了木屋。

木屋边不足50米远的小溪就是刘国荣牺牲的地方，赖马娣在这里搭建木屋，一守就是60余年。后来，王坚记录下这段英烈往事，撰写了《虎胆英雄“刘老三”的悲情归宿》。

“如果没有他去记录，这段往事就可能在一年后、随着赖马娣老人的辞世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沈水红告诉记者，她渐渐明白丈夫做这些的意义。

“我跟你讲下92岁老红军林攀阶的故事吧。”王坚神情一肃，手一扬，高声道：“如果有足够的枪支和弹药，敌人绝不是我们的对手！”他模仿着当年老红军林攀阶的语气神情。

在老红军的讲述下，王坚了解到当年红军长征时，留下来迟滞敌人的中央苏区福建党政军机关混编游击队烈士们在四都镇和武平上湖村等地浴血突围的场景。当时时局动荡，烈士们的尸骨只能由村民就地草草掩埋。

“当我多方求证，找到当年掩埋红军烈士的地点时，入目的却只有丛生的荆棘、灌木、蒿草，甚至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王坚说，后来，他历时三年采访撰写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浴血归龙山——长征后原福建省领导机关和部队在闽西的艰苦抗争》一书出版，闽西苏区的口述历史和英烈事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长汀县四都镇红军纪念园和武平县大禾乡“中央苏区福建省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上湖战斗烈士陵园”先后落成。

“望着耸立在巍峨群山之巅的纪念碑，觉得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值了。”2015年7月30日，上湖战斗红军烈士陵园开园时，王坚握着妻子同样激动的手一起参加开园仪式。

13年来，王坚抢救中央苏区口述历史，围绕“让英烈回家”做了许多实事。

“还有太多不应被遗忘的人和事都还被压在我的笔记本里，每天都在催我。”王坚指着案头一摞摞的采访笔记和参考材料，类似的笔记本他用掉了200多本，用于考证对照的各种史料书籍更是有足足30多个大编织袋，家里挤不下，不得已搬到亲戚家寄存。

有人问王坚，写有关烈士的稿件是不是稿费很高？“采访一个对象来回要好几天，汽油、过路费、资料费总共得花上千元。而一篇6000字的稿件，稿费才几百块而已。”王坚摇头苦笑，如果是为了稿费，他不可能坚持十几年。

“只希望他爱惜点自己的身体。”沈水红微微红了眼睛说，因为常年熬夜伏案，王坚的身体毛病不少，别看他一头黑发，其实都是染的，才50岁就全白了。

沈水红说着让儿子王奡拿出吉他伴奏。不再谈论烈士的王坚，肃穆的神情逐渐变得柔和，他起身敞开双臂，嘹亮的红歌透过他宽广的胸腔，在60平方米的温馨小屋中回荡。

“这就是我的‘另类’爸爸呀。”王奡是个有自己想法的“00后”，他拨动琴弦笑着说，希望自己也能像爸爸一样，找到那个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