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宁夏两地文艺界热议电视剧《山海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颜纯钧（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顾问，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部扶贫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扶”和“贫”这一组既定的关系。这两个省份以及这两组人物，因为扶贫攻坚的国家战略，被捆绑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就是《山海情》的故事带给观众最初的悬念。

在前四集中，以马得福为首的当地干部，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工作。无论是吊庄移民的遭遇挫折，还是缺水没电沙尘暴的严峻局面，故事集中展现的，是宁夏的干部群众在恶劣环境中求取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品质。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宁夏人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力量从来没有动摇。这不是靠喊口号、表决心，而是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得到呈现的。剧中的宁夏人并未给人一副悲苦绝望的形相，而是隐忍、坚韧，愈挫愈勇。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得宝、白麦苗等几个年青人试图扒火车外出闯荡的那一段。他们带着挣脱枷锁的狂喜，在起伏的坡地上追逐、奔跑，焕发出生命的激情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这充满青春活力的一幕，不难感受到这片痛苦的土地蕴藏着怎样一种变革现实的动力。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扶贫政策符合民心、顺应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这是《山海情》着力去表现的一方面。

与此相关的，是福建援助人员的到来，也被处理得那么不动声色；既没有热烈的欢迎，也看不到救苦救难的恩人派头。陈金山的第一次出场，竟是在赴宁夏的火车上被小偷窃取了提包，他只能狼狈下车，又因语言不通，只好跟着当翻译的马得福在村子里熬过了一夜。陈金山第二次出场时，则是在山坡上跋涉，到处寻找手机信号更强的地点，以便和家乡联系。画面上是一片广袤而起伏的土地，几个在俯拍镜头中显得更其渺小的身影，似乎是在提醒观众，福建人的出现也不显得有多么的惊天动地。作为援宁的主要领导，吴月娟的出场同样平淡无奇，在会场上讲话一直口气平和，没有一点派头。只是后来在和陈金山的交谈中，才让观众得知，她早已来过宁夏几次，并深切领教了这片土地令人震惊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对口支援的工作，集中在组织外出务工和指导村民种菇这两件事情上。两个事件推进的难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打开当地百姓的心扉，改变他们的观念和陋习。从语言的障碍开始（这部分制造了不少喜剧性），到思想的交锋、行动的引领，尽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他们仍随时提供帮助和支持――甚至像凌教授那样，硬着头皮领下根本不擅长的推销蘑菇工作。这几个福建人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种平实的姿态。这是《山海情》对福建援宁干部总的印象，也是最为成功的塑造。这种平实，以群像的特征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不说大话、假话、空话，一味实干，只求实效。正是这种平实，才让他们得以平等、对等的态度，很快融入当地的干部群众，并在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下去完成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这种平实，塑造了福建干部的整体形象，摘下了福建作为援助者头上的光环，援助不是施恩，不是去扮演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只是履行职责而已。福建派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来了就好好干，为宁夏人民做点事，他们想的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山海情》超越山与海的关系，去反映扶贫攻坚这个国家战略的意义，非常需要有一种壮阔的胸襟，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壮阔图景。这种壮阔，是题材本身提出的要求，当然也是电视剧把握题材，并试图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影像风格的追求。由此，仅从福建和宁夏两个省份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山海情》的价值，那显然是不够的。它展现了“山海情”，又不只限于“山海情”，从中我们看到的，更是国家发展的壮阔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