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

“船政文化”在这里是特殊泛指的文化概念，即指清廷在福州马尾举办福建船政时期所形成的，包括近代教育、科技、翻译等的文化活动及其所造就出的杰出人物的思想成果；其时间大体在福建船政创办和发展鼎盛的时期（1866年至1907年）。

船政文化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她基于福建船政的开办（即洋务实业的兴办），基于封建统治末期一种全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并由一批目光敏锐、思想先进、胸襟开阔的“先进人物”倡导、引进“西学”，从而形成的一股新思潮和新文化。

船政文化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企业的发轫与发展，造就出新一代“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昭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没落，催生出新世纪（20世纪）的维新思想、改良实践以及革命运动。船政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号角成为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大纛!

我们不必拘泥于船政文化的字面含义，应当着重探讨其基本内涵与思想实质，了解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意义。

一、先进生产力的产生

开办福建船政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福建船政（包括造船厂与船政学堂）是船政文化的基础。从生产力角度看，中国近代化是从手工业生产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重大历史转折，造船工业对体现这种转变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福建船政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它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福建船政的开办，是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强烈呼吁和倡导的结果，如林则徐提出“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指出须“师其长以制之”。这样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的“天朝帝国”、“夷夏之辨”等封闭思想和“尊孔读经”、“八股取士”教育制度都是极大的挑战。由林则徐等人倡导，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思潮蓬勃兴起，“开眼看世界”、“独开风气先”的先进思想大大推动了近代新式产业和新式教育的创办和发展。

福建船政兴办后，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包括部分工人)来自法国和英国，最兴盛时中外员工达三千多人；成为全国也是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造船工厂。福建船政集近代中国先进企业与先进教育为一体，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意识形态。如此巨大而深具影响力的新式企业与学校，为什么要选择远在中国大陆东南隅的福建福州马尾呢?这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首先是福建具有悠久的造船历史。自远古以来，闽越人即以“习水便舟”、“船车楫马”著称于世。从三国东吴开始，在今福州地区设“典船校尉”以管理造船，又设“温麻船屯”以制造各种船只。晋周处《风土记》云：“其舟则温麻、五会”，足见知名。此后历代造船业相沿不替。唐代福建可造千石以上大船。宋代，福建造船业发达，“海船”成为福、泉二州的“土产”造船的数量与质量皆冠于全国。官府在福州南台岛及井楼门外设船场、造“官舟”。福州还出现“番船主”，专为外商造舶船，有时一次差拨百艘以上。史书称“海舟以福建为上”，“福船”遂成著名的品牌。海舟大者载重达1万石（500吨）以上，可载五六百人。多挂风帆，利用风力，加快船速。元代多造尖底大商船，载货外尚可载千人，且用长橹及桨、篙、舵等。福州南台“鱼盐百货之凑，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还有闽江上大量集聚的“赤马、余皇、估艑、商舶、鱼延虫之艇”。说明贸易兴盛与造船业的发达。明代，下西洋探险、往琉球册封，莫不用“福船”。福建成为明代建造“宝船”的基地。“福船”还成为明代水师装备的主要战船。明代为遣使和剿倭需要，福州所造“福船”均“高大如楼”，“势力雄大”，“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造船业发达还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濒海，易于寻找优良港湾，设立基地；二是造船的木料及其他物料（藤、铁、棕、生漆、桐油、苎麻、虫历灰等）本地多产；三是造船工匠易于物色，当地不乏世代从业的能工巧匠；工匠技术优秀，所造船型体大、设备好，适于远航。当时福州作为首府具备了优越的造船条件。

其次是福建有便利的海外交通条件和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福建依山面海，有漫长的海岸线（长达3051公里，今居全国第二位），大小港湾125个，其中不乏深水良港（包括马尾港）。而且闽江、晋江、九龙江出海口都是极好的交通与贸易港口。从上古时代起，福建与沿海及中原各地的交往，都在近海地区通过海运进行。福州地理位置优越，处江浙与广东之间，成为南、北往来的重要中转港口。史载，后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说明福州早已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交通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三国时，孙权派军经略台湾，即从福州出发。隋炀帝三次出兵征台，也从福建出发。唐代，福州海外贸易开始兴盛，朝廷下诏派节度使“存问”“蕃客”；晚唐《球场山亭记》有载：福州“海夷日窟，民风时不恒”，“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福州城区外国商人居者日众，真正是“执玉来朝远”，“市井十洲人”；而且交易频繁，货物量多。唐末福州节度推官黄滔有诗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亦深”，“何如少经过”。五代，王氏治闽，重视对外贸易，“航舟南行，提倡交易”（《西山杂志东石之舟》）；竭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并且任命张睦领榷货务，专管对外贸易。这些措施大大推动海外贸易。海舶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南洋群岛、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国。福建当局向朝廷进贡也取道海上，“每岁自福州洋过温州洋”，从胶东半岛登岸转长安。北宋福州商人往高丽贸易者一次达百人以上。宋元时期，福建对外贸易更加兴盛。福州罗城南门码头已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百货随潮船入市”。可见贸易之繁荣，无怪乎蔡襄称福州为“东南都会”。宋代福州贩运出口的货物从木材、纸、铁器到荔枝、茶、瓷器等，十分畅销。“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蔡襄《荔枝谱》）元代朝廷屡次遣使“招谕南夷诸国”。明成化间市舶司迁福州后，福州造船业更加发展。

再次，福州人航海技术先进，善于操舟。他们从上古起即以“便于用舟”著名；晋代，福建海上交通兴盛，多出优秀的水手与航海家，如左思《吴都赋》称：“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北宋时发明指南针，“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赵汝适《诸蕃志》）至明代，闽人更以“善操舟”闻名，故朱元璋赐闽人三十六姓予琉球国，并赠送“海舟”给琉球国王，以便于通贡使往来。在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专设阴阳官以记录天文、气象，福清人林贵和任此职达20多年。其他在船队中任水手、技工的更不在少数。明代对琉球的“册封舟”都在福州督造；贡使座船损坏，也许其在福州维修；后来甚至允许琉球备料在福州造贡船。清代也有选用民船作“封舟”，由闽浙总督代选备用。自明中叶以后，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对外贸易受损，即如自来领先于世的造船业也大大萎缩，技术设备远为落后。

最后，也是最重要之点，福州自古以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两晋、南朝开始兴学，唐代郡守李椅、常衮“大启学府，劝诱生徒”，福州“比屋业儒，俊造如林。”五代王审知治闽，“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宋代福建成为“东南全盛之邦”，“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中进士者冠于全省。明代各种人才纷纷崛起，“才隽辈出，彬彬风雅”，明初入选《晋安风雅》的福州诗人即达264人。清代福州书院、学堂林立，人文蔚起，俊才迭出，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以及革命志士、爱国英雄大量涌现；众多才女名媛更让世人瞩目。福州得地利、天时之便，先知者放眼光于外，得风气之先，首倡新式学堂，独多“西学”人才。近代以后，更出现众多目光敏锐、思想先进的杰出人物。他们既是先进教育培养的成果，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福建船政选设马尾，自有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短期中各类人才并出，教育成绩斐然。可以说，船政培育的人才比它造出的轮船更多且更富有意义与影响。

船政的兴起，启导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先河。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门制造轮船的工厂。从帆船到轮船，是造船技术的飞跃性进步。福建船政的缔造者们（如左宗棠、沈葆桢）都是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意识到开厂造船，兴办洋务，是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船政兴办之初，就大胆实行“借才异域”的政策，从西方引进人才、购置机器。他们认为，当时法国制造轮船技术比较先进，故首先聘雇法国人日意格与德克碑分别为正、副监督，并从法国雇请51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教导中国工匠造轮船，或在船政学堂任教。定下5年“保约”，“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能制造轮船。”并教中国工匠学习技术知识，“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从1866年到1907年，福建船政先后聘雇4批法国技术人员和英国教员，教造船、教驾驶、教外语。造船厂从造木壳船到铁壳船、钢甲船以至巡洋快船，逐步发展。船厂从1868年开始制造第一艘船舶，1870年自行仿造往复式蒸汽机，这在我国造船史和机械制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起，我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独立自造近代船舶，造船水平不断提高，因而被视“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船政奏议续编》卷一“崇善”）福建船政40余年共出大小44艘兵、商轮船。他们对造船技术精益求精，密愈求密，讲求技术的先进性，不断追赶西方造船技术。为此，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雇请洋匠来厂教造。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福建船政所造轮船始终并没有赶上西方世界造船的最高水平，但较中国以往所造船只及生产技术，仍算是飞跃的进步，在全国确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正因为有如此坚实的生产技术基础和雄厚的人才资源，民国之初北京政府在筹建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制造厂时，再一次选址在马尾并借重船政局。马尾又成为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发祥地、航空工业的摇篮。

二、先进教育与科技的发展

福建船政创办之始，就开办了船政学堂。这所中国最早的专业技术高等学府，也是福建乃至中国近代新式技术教育的开端。船政学堂首开风气之先，创办并传播“西学”；开辟了近代海军建设与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道路，成为近代中国军事和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代表时代前进和发展方向。当时，轮船的制造和驾驶，在中国都是新的制作工艺和航海技术。福建船政学堂诞生于1866年12月，倡办者左宗棠为之命名，称“求是堂艺局”，表明旨在贯彻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宗旨。创办者沈葆桢认为，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表明创导者的目标在于让中国青少年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轮船的制造和驾驶技术，而后“展转传授，传习无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要“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即掌握其理论知识与科学原理。船政办学的目标是，培养船长和造船工程师，同时也使学堂成为“将来水师将才所自出”。这也是清末乃至民国的海军将领以闽人居多的原因。的确，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了大批将帅人才，从而成为“海军摇篮”。船政学校作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教育的基地，还培养出大批各种门类和学科的人才。

船政学校作为技术专科学校，对传统的教育是一个重大变革，是重要的进步。它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分别为：㈠前学堂，学习轮船制造专业，开设法文、算术、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学与船体制造、轮机制造等；㈡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专业，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及地理、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指示器、盐重计等仪表使用，并进行航海技术、射击技术、作战指挥等训练。在当时“世变”的形势下，“西学”作为有补实际的应用之学被引进，先从外语起，而后是专门的科技知识。这些“西学”内容，都是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是完全区别于以往以科举为目标的旧学内容，因而是先进的和实用的。

福建船政学堂作为清末全国第一所技术专科学校和海军学校，在教育近代化方面开一代新风，走在时代的前面。它实行的是不同于旧学（私塾、国学、官学）的教育，具有近代新式学校的面貌。它既不同于京师同文馆只招收八旗子弟，又不同于天文算学馆只招收“正途”出身的秀才、举人，而是招考没有身份的学童入学。这有利于扩大生源，打破等级界限，录取有志于专业技术工作的人才。这一进步的做法，为其后天津、威海卫、昆明、南京、黄埔等处兴办的水师学堂（海军学校、航海学校）所仿效。正如李鸿章所说：“闽堂为开山之祖”。船政学堂的目标是：前学堂（又称法学艺堂）包括造船、设计专业，培养制造工程师和教员（教习）；后学堂（又称英学艺堂）包括驾驶、轮机专业，培养“船主”，即轮船管驾（舰长）和管轮；绘事院、艺圃则培养制图、放样与打铁、拉铁、铸造等造船技术工人。当局规定，学生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轮船者，“准授水师官职”，如属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当时，学堂毕业或留学回国的学生，大都授以参将、都司、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官衔。这种职衔的授予，与新学的内容显示出很大的反差。

三、先进人才的培养

船政学堂从1866年创办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为止，46年间，据统计共培养出毕业生510名，其中：制造班专业143名、驾驶班专业241名、管轮班专业126名。毕业生中除选派一部分赴外国留学外，基本上都在船政造船厂、船政学堂或海军舰船上工作。福建船政开始有了自己培养出的懂制造、会指导的技术人员，对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动态有了了解；有了驾驶和管轮的人才，初步形成近代海军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民国时期，船政学堂的培养目标集中在海军人才方面，分为海军学校、制造学校、飞潜学校三所学校，都属海军部管辖，毕业生总计419名，大多在海军界任职。其余的在航空界、造船界、航运界、电业界等部门任职。“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清史稿》卷107）至1884年马江战役前，船政局共制造24艘轮船（其中几艘为商船），组成用轮船武装的水师（实即近代海军），时称福建轮船水师。因此，称福建船政是近代“海军摇篮”是当之无愧的，它在近代海防和军队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留学深造是船政学堂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为了进一步学习“西学”，提高学生掌握轮船制造和驾驶的技术技能水平，清廷批准学堂选派优秀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李鸿章等奏称：不仅要学生能“放手自制”轮船，而且要“继长增高”，“探制作之源”；不仅要华员“能自行管驾”，而且要“窥其秘钥”，“得其深际”，因此要派出留学生“赴西厂观摩考索”。前学堂学生“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学堂学生“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早在1875年，沈葆桢选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人随法人日意格监督到法国、英国学习驾驶。1877年2月，船政学堂首届派出留学生共35人（其中制造学生14人，驾驶学生12人，艺徒9人），这是继1872年清廷官派120名学童赴美留学后之又一批，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一批。至1897年，共派出4批84名留学生。船政局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学生增长见识，扩大见闻，眼界大为开阔。这些学生资质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受到各方的好评。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在船政局、船政及水师学堂、军舰、港口船坞等，从事开矿、电线、电报、枪炮及弹药制造、翻译等工作，为我国的船舶修造、海军建设及经济、外交事业做出贡献。其所造就的著名人才有严复、刘步蟾、魏瀚、陈兆翱、林泰曾、蒋超英、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陈季同、罗丰禄等人。叶祖珪、萨镇冰先后总理南北洋海军，黄钟瑛、刘冠雄、程璧光、萨镇冰先后为海军总长与海军总司令。他们皆为船政学堂留学生，都为近代海军建设（编队与建章立制）作出奠基性的贡献。清末民初，海军将领以闽人居多，在海军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船政局培养的海军人才自1872年以后进入海军界，逐步取代旧式水师出身的人员，该局遂成为海军人才培养与供应的基地。据统计，1892年，北洋水师所升署的64名各级将官中，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即占23名；1894年，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13艘军舰中，13名管驾将官中有11名是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北洋水师、广东水师所任用的各级将领和属员，大多来自船政学堂。由此看来，福建船政学堂堪称我国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近代海军诞生的基地。这些海军将士的抗敌御侮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它们构成了船政文化的精神内涵。

船政学堂作为派出留学生的基地，为近代中国培养出多学科的专门科技人才，从而成为我国科技队伍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地。我国最早的一批科技专家（包括部分社会科学学者）由此产生。从船政学堂走出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先进的思想。他们从接受的“西学”教育中获得新知；他们受西方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因而具有新式的思维与创新的气魄，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以严复为例，他以优异成绩被船政学堂录取，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英国留学期间又获重要成绩。他认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钻研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知识，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具有独到见解和卓越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魏瀚在法国曾得法学博士，历任外交、制造、法律、翻译工作，是出色的外交人才，被誉为“中西兼通，阅历最深”，“经纬过人”，“于轮、路诸学极为讲求”，曾“总司制船”，任船政会办，是当时著名的造船专家。詹天佑，作为首批留美幼童回国后改学驾驶，中法战争时，曾为张之洞绘制沿海要图，又被聘为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发明了著名的列车挂钩法。

船政留学毕业生回国后，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首批科技、军事和外交人才，因而为国内各省所注目，竟相罗致。他们首先为保证船政局需要而留厂任职，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等，成为监造船舰的工程师、近代中国造船业的奠基人，其成绩最为卓著（如杨廉臣“总司制机”，曾任船政总稽查）。其他留学生有的为各省机器局或船坞所调用，成为其主管人员；有的被派往国外，负责监制国内订购的军舰。不少留学生成为外交人才或从事翻译工作，如陈季同，曾游历欧洲多国，又自学得英、德、罗马、拉丁等文字，尤精法国政治与法律，曾任驻欧6国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与国际知识，晚年回国主持官报局和翻译局，是卓越的外交人才。罗丰禄口操五国语言，应对如流，“折冲尊俎，仪态安祥”，曾同时担任英、比、意等国公使，还曾任大沽船坞总办。吴德章任驻奥匈帝国大使。王寿昌，曾任船政学堂法文教师、京汉铁路总翻译，还与林纾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西方小说，闻名于世。陈寿彭、郑守箴翻译西方著作，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做出贡献。从事矿业勘探、开采的船政学生也很多，林庆升、池贞铨、林日章等发现福州穆源煤矿，或参加勘探工作，充任矿师。林日章到山东担任铝矿监工，最早主持用“西法”炼银。池贞铨与沈瑜庆创办赣州铜矿。张金生任台湾基隆煤业技术主管。不少船政毕业生和留学生曾分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陕西、贵州、山西等地从事煤、铁、铝矿产的查勘、探察与开采工作，开创我国大规模地质勘探的历史。船政学生还参加我国电报、铁路工程建设工作。如魏瀚曾任广九铁路总理；罗臻禄被聘为广东矿务委员，主持全省矿务；郑清濂“熟谙路政，兼精工程艺学”，被派充京汉铁路总办，王寿昌任会办；卢守孟任京汉路行车总管。在20世纪初我国近代工业发展中，船政毕业生许多从事船政、路政、邮政和电政等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一些留学生还有发明创造。如陈兆翱能自造新式轮船，“创制新式锅炉，法人奇之”；又创造抽水机器，改造轮船车叶。池贞铨用白石粉制成耐火砖。介绍西方文化入中国的，除严复、林纾外，还有陈寿彭、郑守箴、罗丰禄、王寿昌等。陈季同突出的贡献是把中国优秀文化介绍给西方，以法文翻译《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使“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

由上可见，福建船政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包含了轮船的制造与驾驶、人才的培养与应用两个方面。从文化角度讲，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与人才作用的发挥上。教育方面，突出之点在于学习“西学”，接受并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实现了由旧学到新学、从“中学”到“西学”的过渡和转变。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西学”（西方科技文化）在当时的确代表了先进文化，唯有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船政有学堂教育、出海实践锻炼，还有派学生留学的举措，其所造就的人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多卓有建树。船政人才的活动领域与贡献范围十分广泛，充分反映先进思想文化对于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重大作用。事实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应用，都可以产生生产力，发挥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因此，船政文化既有辉煌的业绩，也有深厚的积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代表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船政文化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先进文化。今天，我们应当探究和认识这一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先进精神，以适应新时期、新条件下的社会需要，发挥新的历史作用。

四、余 论

船政文化概括地讲就是以船政教育、科技为主体的文化以及船政人物所造就的精神品格与思想成果。船政教育是船政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仅开出了近代科学技术文明之花，而且结出人才培养和实业发展之果，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最重要成就。同时，船政教育和船舶制造也产生了科学实践精神、敬业求是精神和团结爱国精神。这种优良的意识形态是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新世纪精神文明。它是在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在新生产力基础上孕育出的先进文化。它在问世之初，就产生惊天效应，显示出了强大威力。第一艘巡洋舰下水，国人诧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出坞，“万目共瞻，同声称快”；严译八大名著出版，石破天惊，令世人刮目；林译警世小说，不胫而走，洛阳纸贵。一代新人，锻造着中国全新的生产力；一群新秀，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船政文化由此勃兴，成为世人瞩目的亮丽风景。福州马尾树起了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大纛，令人耳目一新。船政文化新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影响及于域外，其威力足以发聋震聩，惊世骇俗；其魅力已然风靡九州，深入人心。船政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光辉旗帜。我们应当弘扬船政文化精神，建设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