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

船政的兴起，启导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先河。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门制造轮船的工厂。从帆船到轮船，是造船技术的飞跃性进步。福建船政的缔造者们（如左宗棠、沈葆桢）都是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意识到开厂造船，兴办洋务，是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船政兴办之初，就大胆实行“借才异域”的政策，从西方引进人才、购置机器。他们认为，当时法国制造轮船技术比较先进，故首先聘雇法国人日意格与德克碑分别为正、副监督，并从法国雇请51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教导中国工匠造轮船，或在船政学堂任教。定下5年“保约”，“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能制造轮船。”并教中国工匠学习技术知识，“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从1866年到1907年，福建船政先后聘雇4批法国技术人员和英国教员，教造船、教驾驶、教外语。造船厂从造木壳船到铁壳船、钢甲船以至巡洋快船，逐步发展。船厂从1868年开始制造第一艘船舶，1870年自行仿造往复式蒸汽机，这在我国造船史和机械制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起，我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独立自造近代船舶，造船水平不断提高，因而被视“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船政奏议续编》卷一“崇善”）福建船政40余年共出大小44艘兵、商轮船。他们对造船技术精益求精，密愈求密，讲求技术的先进性，不断追赶西方造船技术。为此，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雇请洋匠来厂教造。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福建船政所造轮船始终并没有赶上西方世界造船的最高水平，但较中国以往所造船只及生产技术，仍算是飞跃的进步，在全国确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正因为有如此坚实的生产技术基础和雄厚的人才资源，民国之初北京政府在筹建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制造厂时，再一次选址在马尾并借重船政局。马尾又成为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发祥地、航空工业的摇篮。

二、先进教育与科技的发展

福建船政创办之始，就开办了船政学堂。这所中国最早的专业技术高等学府，也是福建乃至中国近代新式技术教育的开端。船政学堂首开风气之先，创办并传播“西学”；开辟了近代海军建设与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道路，成为近代中国军事和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代表时代前进和发展方向。当时，轮船的制造和驾驶，在中国都是新的制作工艺和航海技术。福建船政学堂诞生于1866年12月，倡办者左宗棠为之命名，称“求是堂艺局”，表明旨在贯彻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宗旨。创办者沈葆桢认为，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表明创导者的目标在于让中国青少年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轮船的制造和驾驶技术，而后“展转传授，传习无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要“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即掌握其理论知识与科学原理。船政办学的目标是，培养船长和造船工程师，同时也使学堂成为“将来水师将才所自出”。这也是清末乃至民国的海军将领以闽人居多的原因。的确，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了大批将帅人才，从而成为“海军摇篮”。船政学校作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教育的基地，还培养出大批各种门类和学科的人才。

船政学校作为技术专科学校，对传统的教育是一个重大变革，是重要的进步。它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分别为：㈠前学堂，学习轮船制造专业，开设法文、算术、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学与船体制造、轮机制造等；㈡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专业，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及地理、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指示器、盐重计等仪表使用，并进行航海技术、射击技术、作战指挥等训练。在当时“世变”的形势下，“西学”作为有补实际的应用之学被引进，先从外语起，而后是专门的科技知识。这些“西学”内容，都是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是完全区别于以往以科举为目标的旧学内容，因而是先进的和实用的。

福建船政学堂作为清末全国第一所技术专科学校和海军学校，在教育近代化方面开一代新风，走在时代的前面。它实行的是不同于旧学（私塾、国学、官学）的教育，具有近代新式学校的面貌。它既不同于京师同文馆只招收八旗子弟，又不同于天文算学馆只招收“正途”出身的秀才、举人，而是招考没有身份的学童入学。这有利于扩大生源，打破等级界限，录取有志于专业技术工作的人才。这一进步的做法，为其后天津、威海卫、昆明、南京、黄埔等处兴办的水师学堂（海军学校、航海学校）所仿效。正如李鸿章所说：“闽堂为开山之祖”。船政学堂的目标是：前学堂（又称法学艺堂）包括造船、设计专业，培养制造工程师和教员（教习）；后学堂（又称英学艺堂）包括驾驶、轮机专业，培养“船主”，即轮船管驾（舰长）和管轮；绘事院、艺圃则培养制图、放样与打铁、拉铁、铸造等造船技术工人。当局规定，学生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轮船者，“准授水师官职”，如属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当时，学堂毕业或留学回国的学生，大都授以参将、都司、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官衔。这种职衔的授予，与新学的内容显示出很大的反差。

三、先进人才的培养

船政学堂从1866年创办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为止，46年间，据统计共培养出毕业生510名，其中：制造班专业143名、驾驶班专业241名、管轮班专业126名。毕业生中除选派一部分赴外国留学外，基本上都在船政造船厂、船政学堂或海军舰船上工作。福建船政开始有了自己培养出的懂制造、会指导的技术人员，对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动态有了了解；有了驾驶和管轮的人才，初步形成近代海军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民国时期，船政学堂的培养目标集中在海军人才方面，分为海军学校、制造学校、飞潜学校三所学校，都属海军部管辖，毕业生总计419名，大多在海军界任职。其余的在航空界、造船界、航运界、电业界等部门任职。“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清史稿》卷107）至1884年马江战役前，船政局共制造24艘轮船（其中几艘为商船），组成用轮船武装的水师（实即近代海军），时称福建轮船水师。因此，称福建船政是近代“海军摇篮”是当之无愧的，它在近代海防和军队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留学深造是船政学堂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为了进一步学习“西学”，提高学生掌握轮船制造和驾驶的技术技能水平，清廷批准学堂选派优秀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李鸿章等奏称：不仅要学生能“放手自制”轮船，而且要“继长增高”，“探制作之源”；不仅要华员“能自行管驾”，而且要“窥其秘钥”，“得其深际”，因此要派出留学生“赴西厂观摩考索”。前学堂学生“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学堂学生“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早在1875年，沈葆桢选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人随法人日意格监督到法国、英国学习驾驶。1877年2月，船政学堂首届派出留学生共35人（其中制造学生14人，驾驶学生12人，艺徒9人），这是继1872年清廷官派120名学童赴美留学后之又一批，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一批。至1897年，共派出4批84名留学生。船政局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学生增长见识，扩大见闻，眼界大为开阔。这些学生资质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受到各方的好评。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在船政局、船政及水师学堂、军舰、港口船坞等，从事开矿、电线、电报、枪炮及弹药制造、翻译等工作，为我国的船舶修造、海军建设及经济、外交事业做出贡献。其所造就的著名人才有严复、刘步蟾、魏瀚、陈兆翱、林泰曾、蒋超英、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陈季同、罗丰禄等人。叶祖珪、萨镇冰先后总理南北洋海军，黄钟瑛、刘冠雄、程璧光、萨镇冰先后为海军总长与海军总司令。他们皆为船政学堂留学生，都为近代海军建设（编队与建章立制）作出奠基性的贡献。清末民初，海军将领以闽人居多，在海军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船政局培养的海军人才自1872年以后进入海军界，逐步取代旧式水师出身的人员，该局遂成为海军人才培养与供应的基地。据统计，1892年，北洋水师所升署的64名各级将官中，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即占23名；1894年，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13艘军舰中，13名管驾将官中有11名是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北洋水师、广东水师所任用的各级将领和属员，大多来自船政学堂。由此看来，福建船政学堂堪称我国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近代海军诞生的基地。这些海军将士的抗敌御侮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它们构成了船政文化的精神内涵。

船政学堂作为派出留学生的基地，为近代中国培养出多学科的专门科技人才，从而成为我国科技队伍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地。我国最早的一批科技专家（包括部分社会科学学者）由此产生。从船政学堂走出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先进的思想。他们从接受的“西学”教育中获得新知；他们受西方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因而具有新式的思维与创新的气魄，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以严复为例，他以优异成绩被船政学堂录取，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英国留学期间又获重要成绩。他认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钻研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知识，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具有独到见解和卓越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魏瀚在法国曾得法学博士，历任外交、制造、法律、翻译工作，是出色的外交人才，被誉为“中西兼通，阅历最深”，“经纬过人”，“于轮、路诸学极为讲求”，曾“总司制船”，任船政会办，是当时著名的造船专家。詹天佑，作为首批留美幼童回国后改学驾驶，中法战争时，曾为张之洞绘制沿海要图，又被聘为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发明了著名的列车挂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