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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毅

2016-06-23 12:42:02  来源:东南网  责任编辑:郑思楠   我来说两句

革命年代

方毅同志,又名方清吉、方静吉。1916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

少年时期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信仰共产主义。

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厦门、漳州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

在闽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期间,多次作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深入安溪、南安、永春一带,传达中央指示,组织和发动安南永边区人民和红军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和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游击战争,为发展革命力量,坚持南方游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4年底,方毅同志去上海接受党的工作任务时被捕。他在国民党狱中受尽酷刑,始终没有暴露党的地下组织,最后被判重刑,打入死牢。

在这期间,他一直带着沉重的脚镣,但坚贞不屈,多次和难友参加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2]

建国之后

1949年8月至1952年2月,方毅同志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委第二副书记,主要负责财政经济工作。

他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加强税收,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迅速打开全省财政经济工作局面。他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和公路建设,倡导和亲自参加了古田水电站的建设并培养了一批水电干部,筹建了若干地方企业,进行工商业调整,为建国初期福建生产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3月,方毅同志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兼任市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书记、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市的财政经济和综合计划等工作。他善于把党的政策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问题,对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3年9月,方毅同志调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财经政策和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六条财政方针,对加强新中国的财政管理工作做出了贡献,并为建立企业财务制度和创立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1954年8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方毅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到越南帮助工作,1956年任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方毅同志出使越南,先后长达7年之久,为帮助越南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2]

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毅同志于1937年8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奉命赴湖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

在黄安县七里坪,以新四军四支队后方留守处为掩护,举办了多期干部培训班,培训抗日骨干,着手建立与恢复党组织,筹建抗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方针。

1938年6月,日寇即将进犯鄂东,他赴黄冈地区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组织农民收缴大批国民党溃兵的武器,成立了千余人的鄂东游击大队,活跃在黄冈、麻城一带,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第一枪。

1939年2月,方毅同志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从鄂东进入安徽,参加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4月,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5月,任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率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纵队和战地服务团进入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参加开辟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7月,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以后,方毅同志历任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这期间,方毅同志参与领导淮南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参与指挥了半塔集保卫战,领导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地方干部的培训,为淮南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以后,方毅同志历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解放战争时期,方毅同志主要负责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在后勤人力、财力、物资供应上,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

华东地区共动员民工107万人、随军民工22.5万人、担架1.5万多副、小推车8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从而保证了我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外工作

1961年,国务院决定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方毅同志从越南奉调回国,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1964年至1976年,先后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方毅同志在领导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他从援外政策和援助方式的制定到援外项目的组织实施,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方毅同志参与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制定,并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认真贯彻执行。方毅同志曾多次率代表团访问亚非欧许多国家,探索因地制宜、切实有效的援助方式,并深入细致地组织实施各项重大的援外项目。

他在长期主持对外援助工作中,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为支援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帮助新独立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加强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推动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毅同志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以实际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了诬陷和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期间,为了完成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确定的援外任务,维护国家信誉,履行我国政府对外签订的协议,方毅同志虽身处逆境,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支持下,忍辱负重,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十分繁重的对外援助任务,使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

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同志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方毅同志1977年1月到中国科学院后,团结党组一班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科技界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整顿科研秩序、组织科技队伍,为受到残酷迫害的数百位著名科学家、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平反昭雪。

1977年8月,方毅同志协助邓小平同志筹备、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认真听取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彻底否定了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全国教育战线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错误评价,并提出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方毅同志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科技和教育界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推动教育部门在当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

重视科学

从1977年9月到1978年3月,方毅同志又全力投入筹备和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亲自领导会议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正是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振奋人心,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方毅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经党中央批准,在他领导下,恢复和重新组建了国家科委,制定了科学技术工作的新方针,强调科学技术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提出实验室成果向生产转移、军用成果向民用转移、先进地区成果向后进地区转移、国外成果向国内转移。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动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制定了我国新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部署了一批大的科学工程和一大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机构在全国率先取消“革命委员会”,实行所长负责制,科研工作很快获得新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活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重新焕发生机。他还积极推动学位和学术职称制度的重新建立,并担任我国第一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主张尽早恢复科学技术奖励制度;重视基础教育,提出对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授予特级教师称号;提倡加快高等教育建设,发展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鼓励多种形式办学,广开培养人才之路。方毅同志坚持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商讨双边科技合作。

1979年1月,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陪同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并与美方签订了有关高能物理、航天、基础研究等多项合作协定。他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和进修人员,并且改革了留学管理制度。[2]

鞠躬尽瘁

80年代初,他多次邀请海外著名学者来华,共同研讨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对打破封闭的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走出国门,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方毅同志一贯重视基础研究,强调发展基础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重要任务,亲自过问和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十分关注高技术在我国的发展,领导和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研究开发。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他从1978年起连续9年,每年率领上百位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研究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2]

方毅同志特别重视技术政策的研究,1980年至1984年,在他的支持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开展了我国能源、交通、通讯等十几个重要产业领域的技术政策的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8年以后,方毅同志担任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任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主持政协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贡献。

方毅同志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7年10月17日,方毅在北京逝世[5] ,生前他曾为别人写下这样的题词:“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2008年,《方毅传》和《方毅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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