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朱子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位自幼天资聪颖又极为刻苦的学者，他刻苦勤奋，呕心沥血，以毕生精力学习研究孔子编撰的《五经》和各类典籍，撰写了20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他生前蒙冤，近百年来又与许多思想家一样，屡遭歪曲抹黑。直到这些年，人们带着崇敬的心情重新认识、高度评价他。这位伟大的学者，就是朱熹。

唐代以前,中华文化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尚未有特殊的地位。《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集注》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经典始于朱熹。《四书集注》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华文化新经典诞生和“四书时代”的开启。《四书章句集注》确立了《四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主导地位，成为宋以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四书》的影响也超过《五经》，家喻户晓的就是《四书五经》。

朱熹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认为阅读《四书》应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在四书中，朱子最关注《大学》。认为《大学》包含高深的哲理。《大学》首次鲜明地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引导人们去除思想深处的杂质，重新找回本有的善性，使之重新发出光明。“亲民”即新民，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新民，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有学者考证，毛泽东成立“新民学会”、上海“新民晚报”，即取此意。“止于至善”是进一步的要求，希望经过持续努力、与时俱进，使人生达到最好的境界。这就是“大学之道”，既是求学的目的，为人处事的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纲领。习总书记深刻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

朱子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方法研究旧本《大学》（也称原本《大学》）的学者。他以思想家的锐利眼光，发现流传旧本《大学》行文比较杂，丢失了“释格物致知义”。这是一个重大缺失，因为这一缺失，旧本《大学》原意不完整，逻辑不连贯，。从认识论角度说，这就缺少了认识来源和途径。朱子经过艰苦努力，努力克服这些不足。同时顺应时代要求，提升《大学》的理论力量。他在注释时，首先把《礼记》中的旧本《大学》分为“一经和十传”，“经”是总纲，“十传”是一一对应解释“经”的，这样条理就清楚了。朱子还根据原意和深入研究成果，补进134字：“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样的补充，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更加完整。达到“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同时通过补进“即物穷理”等非常精辟的134字，深刻阐释了认识论，使“格物致知”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也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科技对接的思想方法论基础。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们翻译西方科学这个概念，就用“格致学”。比如福州五中，至今仍称“格致中学”。

《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汇集。朱子认为，《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论语》充满智慧和哲理，内容非常丰富，语言浅显易懂，生动活泼。《论语》栩栩如生，形象地展示二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学习生活中的对话。《论语》的许多语言依然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德不孤，必有邻。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等。

宋代以前，《孟子》同样不被重视。与《论语》一样，只是一般读物。直到宋代，《孟子》的地位才提高。朱子考证，孟轲与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子认为，孟子很有英气，有一股正气、浩然之气。孟子的思想深刻，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孔子思想。他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还有许多人们日常生活中，文章中经常引用孟子的语录。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富贵不能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些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警句，琅琅上口，给人以深刻启迪，并转化为民族的文化基因，转化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隋唐时期，因佛教盛行，原始儒家被边缘化，并造成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朱熹认为，原始儒学在哲学思辨性上确有欠缺，不如佛学精致。他精心研究佛学，从中吸取智慧，在此基础上，他挑选并注释了《中庸》。《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他认为《中庸》具备了良好基础，足以与佛学比美。朱熹在《中庸》注释中，阐述一系列哲学范畴的内涵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理论和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中庸》开篇就提出哲学命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认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天又在人矣，阐释了天人合一思想。正因为朱子对孔子以下文化的深度解析和融合，对哲学体系的构建，使得佛学道学对朱子思想一致认同、接受。这使得各类宗教得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和谐共处。

朱子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不仅在于哲学体系深刻严谨，“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更重要的是非常重视理论大众化、普及化、具体化、日常化，落实到百姓日常生活中。朱熹形象地用“月印万川”来阐述理一分殊的道理。天地万物总体是一个“理”，这个“理”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朱熹还提出以恤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朱子生前声名远播，在学界如众星拱月。辞世之后，尽管有人从各个方面提出自己见解。但如同钱穆所言，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只有朱子堪与孔子并提。他矗立中道,无论是尊朱还是攻朱,中国中古以后的学术思想都是围绕朱子学而展开。朱子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从时代需要出发，把儒学作为生动的、现实的人生体现，因而充分发挥其价值和功能，使之在整个社会推广深化，不断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如《朱子家训》，简明扼要、通俗易懂。317字，字字珠玑：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预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

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僮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此，天必相之。

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学界认为，研究朱熹，需要解决一个偏见。就是一个时期，朱熹被莫名其妙戴了个“禁欲主义”的帽子。说“天理人欲”是朱熹的发明，朱熹之后“禁欲主义”横行。其实，“天理人欲”是中国哲学古老命题。《礼记·乐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尚书》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程颐、程颢:“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朱熹继承古圣贤思想，阐述“天理人欲”中之“人欲”，不是指人的正当欲望，而是特指过度的欲望。朱熹认为人欲是指人的私欲、杂念、恶念，人类本性中带有天生的不好的地方，如贪婪、自私、虚伪……这些都是要随时提醒自己应该消灭的。人的正当欲望自是“天理”。他明确肯定，人欲中自有天理。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就是说，天理和人欲是相互伴随但性质不同的存在。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等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把这些据为己有才是人欲。1188年，朱熹向宋孝宗上札，提出要“正心诚意”、“兴天理而灭人欲”。说明“兴天理而灭人欲”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且是最高统治者。这也说明朱熹具有浩然正气，具有大无畏精神。因此，说“天理人欲”,是提倡并推行“禁欲主义”，是“桎梏人性的枷锁”，这是对朱子理学本义的曲解。

学界高度评价朱子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贡献，对东亚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朱子理学是在孔孟之后，思想文化又一次“集大成”，最大的特点是为儒学确立本体。辛弃疾评价朱子“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张岱年认为，“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蔡尚思在《闽学研究丛书》总序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钱穆认为，孔子朱子矗立中道。自有朱子，孔子儒学重获新生机。自有朱子，儒学几成独尊。在西方，利玛窦最早把朱熹思想引入欧洲，开启“东学西渐”的新时代。1679年,菜布尼兹就在《中国近事》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法国18世纪法学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书中给法律下定义，提出“万物自然之理主张”、“有理斯有法”，这个观点正是朱子倡导的理学观点。

朱子的思想达到了被称为反映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抱负的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境界。

有人说，朱熹出生地、成长地、终老地都在福建。他的学说被称为“闽学”。但其著作文章为什么署名“新安朱熹”？学者认为，这体现了朱子“慎终追远、不忘本来”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良文化传统。《宋史》记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当皇帝老师46天）。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朱子从四岁读诗文，十一岁作诗文。24岁首仕同安。他在武夷山居住近五十年。朱熹有诗“忆住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回忆在五夫镇生活的日子。

朱熹十分尊重学术前辈。他称颂福州学者、被誉为“海滨四先生”的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题写了“海滨邹鲁”。他脍炙人口的作品有《春日》、《观书有感》、《水口行舟》、《武夷棹歌》、《四季诗》、《百丈山记》等。他精通乐律，抚琴、绘画、书法。他晚年定居福建建阳考亭。创立著名的“考亭学派”。七十一岁临终修改《大学》和《楚辞集注》。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朱熹一生极为关注书院建设。他的学术活动，包括讲学、著书、刻书都在书院完成。南宋福建路辖47县，朱熹走访讲学39个县，包括金门，走到哪里，讲学到哪里。其门生来自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姓名可考者达506人。朱熹出生地福建尤溪县文化发达，有许多书院，著名的是南溪书院。被誉为“福建第一街”的邵武和平古镇，留下朱熹题写书院名的和平书院。晋江石井书院留下朱松、朱熹、朱在三代同在此讲课的记录。

朱熹出任知南康军，在庐山建立“白鹿洞书院”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之后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1186年，朱熹编纂了我国最早的编年纲目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朱子还写了《诗集解》《楚辞集注》等，对《诗经》《楚辞》作详尽的注解。朱熹弟子漳州府人陈淳写下我国第一部哲学词典《北溪字义》。在宋代，哲学有四个主要学派：周敦颐（濂学）程颐程颢（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主要活动场所也是书院。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一起被称为“延平四贤”，还有被朱熹称“老友”的蔡元定，主要学术活动都是在书院讲学。朱熹把向李侗问学的书信编辑《延平答问》出版。宋代重要哲学著作《近思录》由朱熹和吕祖谦在寒泉精舍共同编纂。他与张栻在岳麓书院开展“朱张会讲”，在鹅湖书院与陆九渊开展学术辩论，体现了南宋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风气，并留下长沙地名朱张渡。中国书院在南宋大发展，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是一位清廉正直、不畏权贵的政治家。在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任内。微服下访，调查贪官劣迹，弹劾了唐仲友等一批贪官。

1959年9月，毛泽东主席邀请张治中将军一起到上海考察，途中谈到朱熹著《楚辞集注》时说“这是一部好书”。1972年，毛泽东主席把《楚辞集注》做为国礼赠送给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汤一介指出，当一个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在朱熹研究方面反映出这样的趋势。钱穆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在学术上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形象。高令印1987年出版《朱熹事迹考》。陈来1988年出版了《朱熹哲学研究》。朱杰人等主编的《朱子全书》2002年出版。张立文教授的《朱熹大辞典》等。1982著名美国学者陈荣捷主持，在夏威夷第一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1987年，在厦门举行朱熹思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988年第一个以“朱熹”命名的学术研究组织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1995年“海峡两岸”朱熹思想研讨会在武夷山举办。《朱子文化》杂志受到海内外读者喜爱。近年中国朱子学会还创办了《朱子学年鉴》杂志。朱子研究著作、朱子影视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福建台湾一水之隔，自古就生活在同一个地域。清道光年间，邓传安在台湾彰化鹿港创建了文开书院祭祀朱熹，并强调：“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2008年开始，世界朱氏联合会等组织海峡两岸青年学子在教授带领下，沿着朱子出生、成长、读书、著述、教学和终老的线路参访、考察、游学。参与者认为这一条“朱子之路”，是学习研究朱子思想和崇高人格的正路，也是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传统的好路。

国务院于2009年颁布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要求保护发展朱子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充分肯定朱熹理学思想。他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引用朱熹在任漳州知州时，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的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他还希望通过举办文化展等活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马照南）